汉代对敦煌的开拓与经营
◎刘进宝
自战国至秦代，敦煌一带主要聚居着月氏、塞种胡及乌孙等族群。在这些部族中，月氏实力最为雄厚。据史料记载，塞种人本是允姓之戎，世代居住于敦煌，因遭月氏驱逐，才翻越葱岭向南迁徙。因此，秦汉交替之际，活跃在敦煌及河西走廊其他区域的，便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一、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将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势力逐出，占据此地。匈奴控制河西及西域后，不仅强征赋税，更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线的畅通；同时勾结羌人，对汉朝边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鉴于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国力孱弱，难以抵挡匈奴铁骑，朝廷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以换取短暂安宁。
▲威武 雷台祥云 摄影：姜爱平
遗憾的是，西汉的“和亲”策略并未遏制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频繁侵扰汉境边郡，杀戮劫掠百姓。“自汉兴以来，虽修好结和亲，所赠单于财物丰厚；然其未因重礼厚赂而收敛，暴虐反而加剧。”匈奴屡次约定和亲，却往往先违约……其反复无常，百约百叛。
历经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力已相当充盈。此前，朝廷通过平定“异姓诸王”叛乱，以及在文景二帝时期削藩并镇压“同姓诸王”发动的“七国之乱”，中原割据势力与大商贾集团受到重创，中央集权得以极大加强和巩固。此时，西汉已具备足够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反击匈奴。武帝采纳主战派大臣建议，正式开启抗匈战争。
▲张掖 山丹马场 摄影：陈礼
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拉开了抗匈战争的帷幕，这也是西汉与匈奴关系由“和亲”转向战争的关键节点。汉军对匈奴的主要反击包括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以及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匈奴远遁，幕（漠）南无王庭”。
河西之战主要由青年将领霍去病指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领轻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进行试探性进攻。其进军路线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若从羌中行进，道路险恶且羌人敌视；若稍向北行，则易被匈奴捕获”。因此，行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地与强大的西羌正面交锋受阻，也不能靠近匈奴本部惊动主力陷入重围。霍去病选择在匈奴统治薄弱且接近西羌本部的边缘地带，即两大势力结合部穿插而过，从而迅速抵达河西浑邪、休屠部驻地，实现轻骑突袭的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向西越过焉支山，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大败敌军，斩获甚众。同年夏季，汉王朝决定乘胜追击，再次进军河西，旨在彻底清除匈奴在河西的势力，掌控该地，保障中西交通线。据《汉书》载，元狩二年夏，霍去病从北地出发，抵达居延，随后南下攻至祁连山，俘获或斩杀匈奴三万余人，并“获单于单桓、酋涂王，以及相国、都尉等率领投降的两千五百人”。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再度遭受重创。
▲酒泉 钟鼓楼（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适宜畜牧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深远。《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称：“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乃作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痛惜之情竟至于此。”
一年之内，河西匈奴连遭两次打击，已呈难以为继之势。匈奴单于又责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惧之下，密谋投降汉朝。他们派人联系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李息随即上报朝廷。“皇上担心其诈降袭击边关，于是命令霍去病率兵前往迎接。”此时，休屠王反悔，不愿降汉，浑邪王将其杀死，并收编其部众；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冲入浑邪王军营，“斩杀企图逃跑者八千人”，将其全军渡河东进。匈奴投降者“共计四万余人，号称十万”。随后，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至长安，受到汉武帝隆重接待，武帝封浑邪王及其数名亲信为侯。汉政府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至此，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二、设置郡县行政区
敦煌地区归入汉版图后，为进一步开发敦煌、保护中西交通，汉王朝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其中设立敦煌郡县至关重要。
关于敦煌建郡年代，《汉书》记载存在差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记：“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敦煌 党河风情线 摄影：许永涛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及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设置时间展开深入研究，但结论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向达、张维华、周振鹤等先生主张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2)陈梦家先生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7、106年)；(3)吴礽骧、余尧先生主张建于元封五、六年间；(4)劳干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稍后；(5)张春树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6)黄文弼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7)方诗铭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前；(8)刘光华、王宗维先生主张建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我们认为，汉代在西北边塞凡设行政机构，或与重大军事行动相关，或属交通必需。如置酒泉郡旨在连通西北诸国，设武威、张掖郡意在隔绝羌胡交通。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密切相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扩大在西域影响力，“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李广利首次出兵西域，后方必有部署，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备军事转运之需，亦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出兵伐宛始于太初元年，太初二年留兵敦煌，而敦煌之名亦出现于此。因此我们认为，敦煌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此时。
▲阳关烽燧 摄影：王斌银
敦煌郡，连同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即通常所说的“河西四郡”。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敦煌郡共辖6个县，分别为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当时的敦煌郡辖区涵盖今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兹将这6个县的具体位置分述如下：
敦煌县：郡治所在。位于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2沙州卫条记载：“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称：“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可知现敦煌城位于党河东面，建于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并非汉代敦煌县旧址。
冥安县：位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因冥水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据调查，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玉门关（小方盘城 ） 摄影：李成
效谷县：敦煌遗书S.5448《敦煌录》记载：“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云：“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称：“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有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20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极有可能就是汉代效谷城。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辛卯侍行记》卷5引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约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
广至县：位于今安西县以西约30公里，俗称“巴州城”处。《太平寰宇记》卷153记载：“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今西北。”
▲汉龙勒县遗址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据调查，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北约5公里处有一古城遗址，现大半埋于沙丘中。这一遗址即为唐代寿昌城故址，也就是汉代龙勒县城。
待续
本文选自纪忠元、纪永元主编的《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
作者简介
刘进宝，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著有《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西北史地与丝路文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等；主编“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雅学堂丛书”等系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