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行整整拖了20天。日子虽长，却因大家接连感冒、腹泻，身体吃不消，集体活动基本作罢，只能各自为政。原本计划的一同出游，乃至顺道去意大利、德国的念头，也就此搁浅。
往日常去的几个旧货摊市，去得也稀罕，倒是在床上躺了不少时辰。起初心里颇有些忐忑，怕生出什么意外，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定数吧。直到最后几日，众人总算满血复活，赶在最后一个星期六，又去逛了一趟包德旺旧货市场。
这地方离住处不过1公里出头。清晨起床后，大家便陆陆续续晃悠过去。
我们对这儿早已熟稔于心。自打去年起，每回巴黎必来两遭，不少摊主都混了个脸熟。最引人注目的，是市场上随处可见的中国面孔，且多半是以前见过的那些老熟人。
据当地华人朋友透露，十年前这里鲜见中国人踪影。那时古旧器物丰富，价格亲民，捡漏极易。后来被在法同胞发掘并传至网络，国人渐多。起初多是出于好奇，逛逛买买；继而嗅到商机，带回国内倒卖。有人甚至在国内盘下古董杂项店，专门在此进货。
随后，国内玩家与商家也盯上了这块肥肉，直接飞赴法国淘货。有的长期驻扎，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穿梭于各旧货市场之间，或是发货，或背回售卖。利润颇为可观，曾有几十欧元收进的瓶子，回国卖出几万乃至数十万元的天价。
再往后，更多国人察觉到此中的经济价值，利用闲暇时间碰运气。有人直接购入，有人搞直播，起得越来越早，争抢碰撞时有发生。部分人开始寻求合作，三五成群组团采购。
这般做法的好处在于：买一件东西，无需恶性争抢，便于砍价。无论最终盈亏，均可风险共担，避免吃大亏。毕竟古董——尤其是瓷器——水很深，风险极高。多数人缺乏专业鉴别知识，极易走眼，买到假货或高价货。于是抱团取暖，绑在同一艘船上，合力掘金。
随着购买力增强，市场物价攀升，好货稀缺，不良商贩也随之滋生。有的用假货蒙骗（部分老外确实不懂行），有的则与中国买家勾结，从他们那里“进货”赝品，再转手贩卖。欧洲江湖的水愈发浑浊。在法友人再三叮嘱：切勿乱买东西，外行根本捡不到“漏”。
有趣的是，我们留意他们的同时，他们也打量我们。起初有人搭讪，探听我们的来意与目标。见我们对古玩兴致寥寥，只盯着相机等物件，他们更觉新奇，凑过来问：“这玩意儿有用吗？还值钱么？”见我买了不少法文相机书，他们满脸不解：“你会看法文？”我笑着答：“我就看图。”
临回国前，我们去探望塞巴斯蒂安先生。转眼相识已有一载。
去年六月，我们循着网络地址寻至他店，由此结缘，并在他那儿购置了一些藏品。老塞是一位学者型相机商人，也是古董相机研究者，在法国乃至欧洲皆有名气。他的店铺声名在外，藏品精良，顾客不仅包括收藏爱好者，甚至涵盖多家博物馆。初到巴黎，我们拜访的第一站便是他家，由此成为朋友，想来这便是缘分。
与他交往，让我获益良多，特别是欧洲古典相机的知识。他不仅学识渊博，更乐于交流，倾囊相授，这是在其他商人处难以得到的体验。因此每次来巴黎，总要向他请教一二。去年12月，我邀他访华，从南到北走访相机收藏家，他也受到了热情款待。
此次出行，我们特意将他访华时我撰写的文章和照片，整理成一本小册子赠予他。家人见到这本册子，惊讶之余满是欣喜。他说，这让我在家族面前“有了面子”。
其实，中国人的热情与待客之道，确为世界所称道。相较之下，欧洲——尤其是法国——人际交往显得简单直白，似乎少了些人情味。这种文化差异，感受颇深。
临别之际，我与老塞敲定了木牛相机的代理销售事宜，结清账款。他表示会在网上销售，已有客户询问，销路应该不错。我提到店里那台作为《机缘》书籍纪念品的样机，他执意留下收藏。我承诺后续补发相关证书、纪念卡，并将机身铭牌更换为纪念款。他十分高兴，表示要将这台相机与我的书一同陈列在店内。
在这里，我们还偶遇了那天拍卖会上疯狂竞拍老镜头的两位日本人。他们在老塞这儿也淘了不少宝贝，镜头、相机装满了大半箱。他们打算打包好，坐飞机带回东京。两人告知了我们在东京的地址，并邀约我们日后前往。
谈及拍卖会，老塞透露自己本场拍下了9万多欧元的物品，其中最高的立体相机观片器以2.2万欧元成交。问及感受，他说这次价格偏高，主要是中国买家众多，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但整体而言，古典相机价格仍偏低，特别是那些稀少孤品，知晓者尚少。相比当红徕卡的疯狂竞价，古典相机仍处于价格低位，认知度有待提高。
聊到店中商品，他打趣道：“我这里的价格是往下讲的，顾客都想省钱；拍卖场上的东西是往上拍的，买家越争，价格越高。当时为了争口气，过后细算就拍高了。”他感叹：“有些相机我店里就有，价格也不贵，拍卖场上大家争来争去，反倒多花了不少冤枉钱。”
我笑道：“这样才刺激，才有趣嘛！”两人相视大笑。
巴黎的最后两天，行程轻松。我们游览了圣心教堂，乘船漫游塞纳河，登埃菲尔铁塔，逛了巴黎老佛爷百货，随后平安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