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子禾的长篇小说《猴命》，心头涌起的第一感觉是：这写法实在不够“讨巧”。从选题到立意，再到叙事腔调，它都刻意与当下的流行风向保持距离。故事聚焦于陇东农村，讲述两位老人在一场意外后跌入困境的经历。七十三岁的甘改善驾驶电动三轮车撞上了七十岁的同村寡妇陈秀兰。本就抱病的陈秀兰在医院折腾了十几天，做完手术出院后，依然无法自理。她的儿子甘仁贵二话不说，硬把母亲拽到了甘改善家中。小说的大半篇幅，便是在记录此后近半年里，“一个自身难保的老头伺候一个病歪歪的老太太”这段日子。这期间交织着种种困难、尴尬，以及两人各自内心的起伏震荡。
这场看似不起眼的交通事故，将两个原本毫无交集、各自孤苦的老年生命，强行捆绑在阴暗潮湿的乡村窑洞里，开启了一段漫长且煎熬的“猴命”历程。陈秀兰瘫痪失能后，儿子甘仁贵一心想要甩掉赡养包袱，硬是把母亲推给甘改善，连过年都不接回去，只是带着子女上门磕头拜年，表面上维持着亲情的体面，背地里却私自截留母亲的医疗报销款。再看甘改善这一边，无论是外出务工的儿子，还是出嫁的女儿，无人体谅父亲的窘迫与艰辛，更不理解他被迫照料非亲非故之人的无奈，反而是一味指责和随意评判。妻子王巧巧更是将家庭的凉薄推向极致，对丈夫常年冷眼相待。在丈夫深陷泥潭时，她不仅拒不搭手，反而冷眼旁观、出言苛责，甚至辱骂羞辱。小说中，亲情的冷漠、伦理的崩塌、人性的异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甘改善后来终于看清，真正压垮他的并非照料陈秀兰带来的负担和责任，而是妻儿看他的眼神——那目光里满是“失望、恼怒、怨愤、悲哀、憎恨”，意味着他成了“所有人的羞辱”。
作品以“老猴”意象贯穿始终。甘改善与陈秀兰如同被命运锁链拴住的老猴，一生被动挣扎，无处可逃，也从未被真正看见。直至暮年被人遗弃，沦为“尊严丧尽的老可怜虫”。但即便人物处境如此不堪、令人绝望，作者并未放弃希望与救赎的可能。两人从最初的反感、排斥，乃至对自身命运的厌弃，逐渐过渡到接受现实，重拾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他们以最朴素的善良相待，以隐忍和坚韧守护垂暮生命的尊严，在日复一日的善意付出中，完成对苦难命运的接纳与彼此的和解。在幽暗的窑洞里，他们见证了彼此最狼狈、最脆弱、最不堪的模样，相似的宿命让他们得以相互支撑、彼此慰藉。
甘改善的悉心照料，让陈秀兰摆脱了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重获生存的希望与人格尊严；而陈秀兰的存在，也让孤独的甘改善有了牵挂与寄托，驱散了内心的荒芜。两位老人之间微妙的情感流转，构成了绝境中的双向救赎。在对陈秀兰的照料过程中，身体的接触、默契的建立与怜惜的滋生，渐渐让甘改善产生一种恍惚感，仿佛既像母子又像夫妻。他开始觉得陈秀兰“不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负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责任，而是一份补偿，是对他这么多年孤苦伶仃的迟来的补偿”。随着关系缓和，陈秀兰有时会帮两个孙女做作业，有时陪她们安静看电视，“许多个瞬间，他感到某种和睦家庭的快慰”。作者借由孩童的介入，再次透出希望与救赎的微光。“每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都带着上帝对人类不曾绝望的信息。”
故事尾声，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看日食。随后，甘改善突然发现陈秀兰不见了，以为她去寻短见，直到看见她坐在厕所墙根下才松了口气。他走向她，“日食后的夕阳似乎更灿烂了，把那面低矮的厕所墙照得金灿灿，陈秀兰也给镀上了一层金色。”再走近些，甘改善在那棵嫁接而成的李子树枝杈间，发现了“两粒青涩的李子”。作者摒弃了底层叙事中流行的“苦尽甘来”套路，拒绝廉价的主旨升华，仅通过“青涩李子”的意象，为压抑的故事注入些许温情，为悲哀的人物命运保留一点微光。这种绝境中的自我救赎与彼此治愈，正是《猴命》突破苦难叙事、彰显人文温度的核心所在。
子禾自述：“《猴命》表面写一个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寓言，关乎所有老人，乃至关乎所有人：当衰老和疾病降临，当肉身无法负担自身，当生活日常骤然瓦解，当命运的‘老猴’骑上肩头，我们将如何面对？”作为一部扎根当代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猴命》的价值远超个体命运的书写，成为洞穿时代表象、观察当代乡土社会转型困境的重要文本。子禾以极为诚实的文字照见“父辈”，同时向我们宣告：“文学的责任不会虚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