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曾描绘过一种境界：“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时，音乐便成了最自然的出口，它承载着超越言语和经验的巨大能量。孔子在聆听《韶》乐后曾由衷赞叹：“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而在遥远的西方，古希腊语里的“音乐”一词指向缪斯的艺术，特指配乐舞蹈与诗歌的结合。在《荷马史诗》中，那些战功卓著的英雄将音乐视为神赐的天启。“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尊重，深怀敬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坚信音乐拥有撼动思想、触动情感、净化心灵的力量。那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作为情感载体和艺术表达形式的音乐，是如何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实现融合互通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马克·海吉勒教授所著、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翻译的《走向全球音乐史》，正是对这一宏大命题的深度剖析。
《走向全球音乐史》，[美]马克·海吉勒 著，毕明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
音乐究竟源自何处？至今尚无定论。古老的神话与典籍提供了多种解读：有的认为音乐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有的主张音乐是情感的宣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还有的强调劳动的节奏，“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尽管起源各异，但有一个共识：自文明萌芽之日起，音乐便已存在。正如书中所言，“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音乐演进与人类社会进程同步共生。因此，所谓“走向全球”的音乐史，本质上也是“来自全球”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音乐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哲学的具象化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东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理念在音符间流淌。毕达哥拉斯曾说：“音乐是最高形式的哲学。”当我们沉浸在旋律中，实则是在聆听宏大的哲学世界。同时，音乐具备重要的教化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教育能培养“对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因为“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它能培植美德，净化心灵。不可忽视的是，音乐还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讲述当下的精神面貌。通过音乐，社会、历史、文化与实践奇妙地交汇。作者指出：“理论、实践、感性和哲学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自古就已成为检验人类音乐选择的共同标准。这一特点跨越时空，通过音乐在宗教、劳作、娱乐和审美等多重语境下的功能而增强，纵观欧亚大陆诸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停止在歌唱与演奏中汲取智慧，传承文明。
“飞天”演奏早期琵琶图（克孜尔石窟壁画）
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及不同文明的持续汇合，音乐的作用愈发显著。我们或许听不懂异国的语言，却能迅速共鸣于异域的旋律。从不同的乐曲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样的阴晴圆缺、起承转合、眷恋不舍以及岁月永恒。正是这种情感的共通性，促使各民族渴望跨越山海，寻找让生命不再孤独的文化回音。
走向世界的音乐：三次重大交汇
于是，音乐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重大的交汇时刻。第一次发生在丝绸之路兴起之际，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这是东西方相互眺望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希腊衰落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强盛。罗马人全盘接收了希腊文化，其音乐传统“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罗马继承”。这使得希腊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并与其他文明保持密切往来。与此同时，在中国，历经周朝礼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及秦汉大一统，音乐文化也已相当发达。作为“道法自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宫廷音乐与民风音乐备受重视，“五度音程”得以确立，笙、笛、响板、琴、瑟等传统乐器纷纷登场。彼时，罗马与中国这两大文明中心，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音乐艺术体系。文明的相遇，不过是时间问题。公元前139年、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丝路音乐引入中原。《晋书·乐志》记载：“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据此改编为“乘舆”，用作鼓舞士气的军乐，“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繁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笳、箜篌、胡角、羌笛等西域乐器陆续传入中国，细腻地编织进本土文化的纹理。关山大漠间，驼铃声声，丝路沿线的驿站、州府与民族，奏响了同慨然之声。东西方音乐文化迎来了首次大规模汇合。
第二次交汇发生在公元7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即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实际上，正是这一时期多种文明的交融，塑造了今日欧洲文化的底色。作者指出，第二次重大文化交汇“本质上是在向西运动的力量推动下形成的”，“这一力量从中亚一路进发至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形成种种深广的文化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抵达欧洲，并在欧洲形成新的交汇”。阿拉伯、非洲及亚洲音乐在韵律、节奏、曲式等方面，共同促成了西欧音乐的诞生与成熟。这是音乐乃至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不仅促进了文化融通，更为当今全球音乐格局奠定了基础。
来自《阿兹卡提特兰手抄本》，约1550年，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木鼓和乌艾乌艾特尔皮鼓。
第三次交汇紧随哥伦布航海之后，时间大约在1500年到1920年，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在新大陆，欧洲、非洲与原住民音乐交织融合，成果斐然。欧洲带来了独特的演唱演奏风格、宏大的曲式结构、调式与复调音乐，旨在发挥“教化”作用；非洲音乐擅长以精微方式处理节奏，形成绵延流转的律动；美洲原住民打击乐器丰富，音乐多以单声旋律为主，蕴含深厚文化内涵。多种艺术汇流共生，逐渐涌现出古巴颂乐、墨西哥颂乐等体裁，演化出现代马林巴、美洲吉他等乐器，构筑出新奇且丰富的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音乐史中华丽的一章。“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音乐融合现象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系全球音乐史前所未见，这无疑是大西洋文化的汇聚和新世界农业、技术、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音乐史：新的概念范式
进入20世纪，得益于技术、商业与交通的蓬勃发展，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程度，音乐全球化步伐迅猛。“美国的非洲-欧洲音乐基因最终超越了各自母胚，演化为一个能量巨大且异彩纷呈的复合体”。多元文化脉络在美国汇聚，催生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蓝调音乐成型最早，被誉为融合先驱，以“扎根于美国南方沃土的个人情感”为基调，被视为美国标志及流行音乐基石。爵士乐诞生于新奥尔良，融合欧洲与非洲音乐元素，以即兴创作、“摇摆”节奏、复杂和声及旋律为特征，独具艺术魅力。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蓝调、乡村音乐与南方音乐逐渐汇流成摇滚乐。多元文化的融合使摇滚乐成为跨文化表达的经典范式，风靡全球，造就了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林肯公园等世界级乐团。流行音乐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美国本土文化的生长，以及“全球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嘻哈、说唱及南亚邦戈拉音乐等崭露头角，广受欢迎。2000年，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发起“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丝绸之路合奏团应运而生。成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演奏融合了笙、琵琶、二胡、班卓琴、塔布拉鼓等多种民族乐器。当动人旋律响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神奇汇流。此类音乐融合的鲜活故事，正于全球持续书写。
技术的革新更为音乐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首先改变了聆听习惯，继而重塑了生产方式与创作风格，并激发了新的音乐美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音乐表演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观众期待着与音乐家面对面地互动，在更为个人化的情景下，体会超真实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流行音乐演出中，现场演唱者通常会与预先录制好的音乐做混合呈现。”技术的深度介入成就了多样的音乐形态：“采样”赋予音乐历史感与现场感；嘻哈与说唱是技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形式；回响音乐源于对现有曲目的大量混音；陷阱音乐由合成打击乐与持续弦乐线条混合而成；故障嘻哈以电子脉冲特效为特点；“未来贝斯”是以合成器主导的电子音乐，情感细腻，旋律明快……技术不仅是生产传播的载体，更重新塑造了创作构想，成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独属于20世纪的音乐文化。
美国内战士兵和黑人乐手
新世纪曙光带来了音乐的新范式：全球音乐史——这是一种“随着当代全球迅猛变化、人类音乐文化持续转型而产生的新概念范式”。在全球交流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原本属于特定民族或文化的音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为崭新形态。流行音乐的发展、不同族群音乐家的成功、艺术音乐与商业音乐的交汇，生动展现了新时期音乐与多元文化构成的绚丽织锦。同时，新技术对音乐定位、风格发展及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跟随作者穿越时空遨游音乐史，我们会发现，音乐早已陪伴无数代人，浸润至每种文化的肌理，帮助众多民族沟通与交流。这既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创作、谱曲、歌唱，也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聆听、欣赏、应和。全球音乐的发展、演变、传承与流转，最终指向更宏大的人类学追问：音乐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苍远悠然的古琴、清如水境的竖琴、激昂洪亮的号角、悠扬婉转的风笛、叮叮咚咚的琵琶，如何伴随人类穿越时间洪流，又将世界带往何方？或许，李叔同先生的诗句给出了美好回答：“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