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入一座座党校旧址，触摸共产党人思想改造的自觉脉搏——
永恒的熔炉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王德赛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寻根活动。李云鹏摄
梧桐掩映处，夏雨刚停。“七一”临近，记者踏入上海淮海中路567弄6号。
这座石库门里弄，静默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内里却涌动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此创办了一所党员培训学校，对外挂牌“外国语学社”，这是建党前夕我党设立的首个培训机构。
木楼梯发出吱呀声响，似有百年前青年们的足音回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革命先驱，正是于此首次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初次严肃追问“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党”。
石库门之外，天空辽阔无垠。这群平均年龄仅20岁出头的青年，在理论武装与思想淬炼的熔炉中，提纯信仰，筑牢理想。
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记者走访多处党的培训机构旧址，感受熔炉热度，凝练思想感悟。
石库门内，大浪淘沙始见金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亚鹏曾听战友提起一桩事：某旅一名曾获“理论学习标兵”称号的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讲情面、走过场，遭上级严厉批评。
此事如刺扎心。此次赴石库门寻根，王亚鹏意在探寻革命先辈“学理论”的本真模样。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陈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建后发出的首份通告。通告仅百余字，其中一条规定详尽：“中央局宣传部须于明年7月前，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书籍二十种以上。”
在“外国语学社”旧址，《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等著作赫然在目。透过泛黄书页，一个新生政党的清醒意识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彼时，党虽处于襁褓，成员不过五十，枪支寥寥，却将理论武装置于头等大事。”王亚鹏感叹，“这非书生意气，而是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缺乏革命理论武装，便无‘纯粹的共产主义者’。”
石库门内，王亚鹏向记者讲述俞秀松往事。
这位主持“外国语学社”日常事务的人物，亲历五四运动，曾投身工读互助团——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一群青年同住共读，半工半读，妄图以此改造社会，最终归于失败。迷茫之际，他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瞬间被真理之光点亮。
俞秀松日记记录其思想蜕变历程——
“昔日我抱持利己主义，自去年起，方将狭义利己转为广义利他”“今当觉悟，身处社会，绝非一人或少数人能独存”。
这颗在上海滩点燃的火种，在大西北寒风中熊熊燃烧。1939年，俞秀松在新疆被捕入狱，他对妻子言：“共产党人的头杀不完、血流不尽，永远永远都要相信党”，随后慷慨就义。
“何以至死不渝？因真学真信科学理论，进而于革命实践中真用真干。”王亚鹏在“云党课”上对全连官兵说道。
步入石库门，研读《共产党宣言》者，并非皆能坚持到最后。于党的一大会址大型铜版浮雕《起点》前，望着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人名字，记者久久沉思。
同读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何有人走向辉煌、有人坠入深渊？
陈公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叛国。其在回忆随笔《我与共产党》中写道：“我当时视马克思主义仅为学说研究，未奉为信仰奉行。”
“陈公博研习马克思主义，从未触及思想改造层面，书中道理未曾触动其灵魂。”王亚鹏指出，“若理论不入思想、不触灵魂，仅是大脑皮层浮光掠影，风过即散。此教训，值得警惕。”
延安窑洞，“向我开炮”余音未绝
“左教授，您讲延安整风让人‘脱了一层皮，换了一身骨’，当下政治整训如何更入脑入心？”
延安中央党校旧址现地教学课上，一名学员向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教授左吕敏发问。左教授转身指向身后窑洞：“答案，藏于此间。”
窑洞门前标牌写着“高干二部学员（杨植霖曾居此）”。
此类窑洞，当年遍布延安沟峁。整风期间，此处掀起阵阵思想风暴。
杨植霖曾任八路军绥蒙游击大队政委，自认“久经考验”，内心一度排斥思想改造。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初闻‘改造’二字甚感刺耳，我自搞多年革命，坐牢、打游击，怎还得改造？当时不少从敌营过来的老干部皆有此念，自诩‘自来红’，无无产阶级思想之弊。”
“自来红”的思想壁垒如何打破？翻阅中央党校留存会议记录，可感当年党内政治生活“火药味”——
“你只闹几杆枪，何不主动在游击区发展党员？不扎根基层发动蒙汉群众？”“部队走到哪打到哪，极少建农村党支部、救国会组织”“只顾打仗，丢弃政委党建核心职责”……
指名道姓、直戳痛处，无情面却含真诚。一次次思想“炮火”洗礼，令杨植霖终解心结：“越思越想，同志戳中病根，实为真心助我改造思想，此生感激此次批评。”回根据地后，他一手抓武装、一手抓基层党建与民族群众工作，成敌后抗日根据地落实整风精神典范。
杨植霖故事，仅是那场深刻思想改造运动中一朵浪花。资料显示，当年仅在党校参加整风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达3000余人。
面对一位战功赫赫红军老团长，同志们直指其犯军事教条主义，“正面佯攻，两面包抄”呆板战术致战士白白牺牲，尖锐批评令这名“天不怕、地不怕”指挥员面红耳赤。
“何以有些领导干部要点两支蜡烛”“何以有些领导干部装修窑洞多装一块玻璃”……党校三部墙报上，这般直率批评针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苗头。
批评不讲“希望”，检讨不绕弯子，毛病摆桌面晒一晒，此乃我党作风传统。
“此种作风传统，我们继承发扬好了吗？”延河之畔，左吕敏提问发人深思，不少学员低头沉思。
“我的检视材料三易其稿方通过，前两稿只谈工作、不碰思想，第三稿才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间多是‘工作有时急躁’‘理论学习需加强’等泛泛之辞，未真触灵魂……”
“时代变迁，‘向自己开炮’老传统不可丢！”反思辨析随即展开，学员们思绪如延河浪花，真正激荡……
两江交汇处，清浊源流自分明
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
南行23公里，记者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的西南学院旧址。此处已纳入红岩红色文化旧址集群，访客络绎不绝。
黑白照片前，讲解员驻足：“江竹筠烈士，即大家熟知的江姐。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重庆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1947年2月，党组织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西南学院地下工作，将其打造为‘地下党校’。”
山雨欲来风满楼。彼时西南学院进步学生众多，但未建党组织。3月初，江竹筠找到该校唯一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借其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多名党员，建立学院地下党支部。
身处敌后隐蔽斗争，虽是“地下党校”，亦不能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真理感召力体现于共产党员一言一行。
据罗永晔回忆，江姐掌管大笔活动经费，常年仅两件换洗素色布旗袍，袖口领口磨得起毛，一处小破洞由她以同色细线缝补；日常往返舍不得坐车，十余里山路常步行，省下的钱全存作支部活动备用金。
今日难想象，江姐竟将“地下党校”办至敌人最黑暗魔窟。被捕后，她被关押渣滓洞监狱，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凭记忆默写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主要内容，供讨论学习。
嘉陵江与长江清浊分流，似历史留下的隐喻。
当年的西南学院，位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一隅。讲解员介绍，国民党1927年“清共”后，蒋介石在南京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两年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抗战爆发，该校迁至重庆。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哀叹：“共党进步神速，皆因有完整干部思想教育；本党再不改造思想、整顿干部，消亡无日。”按其要求，中共延安整风核心文件被列为“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资料，然收效甚微。
同办“党校”，国民党为何失败？翻看“中央政治学校”办学史，答案清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自在校园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小圈子”。
此学风校风，非熔炉而是染缸。难怪考察重庆和延安后，爱国华侨陈嘉庚尖锐指出，共产党“训育重在改造内心，令理论见于行事”，国民党“党化教育仅重口头诵读，不能克除私心奢靡之弊”。
何为真正“改造内心”？烈士王朴与母亲留下清晰答案。
1945年，出身重庆江北富商地主家庭青年党员王朴，说服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办莲华小学——实为川东地下党“地下党校”，数年发展党员约700人。为支持武装斗争，金永华变卖全部家产折合近2000两黄金，全用作党的活动经费。
王朴身份暴露后，母亲劝其躲一躲，他说：“我加入党组织，便非娘一人之子。”被捕后，他托狱友给母亲带口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
重庆解放后，党组织欲归还金永华2000两黄金，老人坚决拒绝。1984年，金永华以84岁高龄入党，她说：“王朴不仅是吾儿，亦是我解放道路上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远方渡口，汽笛长鸣。这声音穿越百年风雨，似仍在追问：今日，我们将以何种作风承载改造思想重任？
（采访得到童康、徐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马列树”下寻根脉
河北平山县李家口村，有一棵老槐树，名曰“马列树”。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为少占民房，师生们将课堂移至室外这棵老槐树下。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共产党人，为何在进城前夜，仍置身山沟学马列？因众人深知，一个即将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党，最危险莫过于“思想懈怠”，必须为这场艰巨“赶考”做思想准备。
越是关键节点，越需思想淬火。今日，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关键期，我们追寻“马列树”根脉，正是要继承共产党人、革命军人“思想改造永不停步”的高度自觉——大树欲苍翠，根须往深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