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夏日对文人雅士而言，向来是个值得细细品味的时节。《礼记·月令·仲夏之月》里记载，君子在盛夏可“登高明、望远眺、升山陵、处台榭”。彼时天地开阔，林木葱郁，百草丰茂，以高远的视角审视万物生机，心胸自然随之舒展。这描绘的是北方之夏，确切地说，是《礼记》成书之地——中原的夏天。
那同一时期的南方人又怎么过夏天呢？据史志奇书《越绝书》记载：“勾践出入……休谋石室，食于冰厨。”文中还提到，“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南方贵族便已营造“石室”“冰厨”这类避暑纳凉的空间。这是最务实的法子。当然，也有极尽浪漫的做法。比如张岱在《陶庵梦忆·庞公池》（位于绍兴古城西园）中记录了自己泛舟度夏的风雅：铺上凉席卧在船中赏月，让小童在船头唱曲，醉意与梦境交织，歌声渐远，月色渐淡，最终酣然入睡。
上海的夏天，既无北方的“天地宏阔”，也不似南方的“舟中看月”，倒像是继承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务实基因，只是逐渐走向平民化，甚至后来一度沦为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喝冰镇绿豆汤”。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至于上海夏天究竟是何模样，恐怕千人千面，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能感慨万千，略述一二。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较小，全国普遍高温。但在北方，只要太阳照不到的阴凉处，便有习习凉风；而在上海，一旦离开空调，便会热得无处躲藏，无计可施。即便漫步在梧桐树冠遮天蔽日的衡复风貌区，日益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人仿佛置身郊外烈日之下。若再叠加湿漉漉的黄梅天，空气中那层浓稠化不开的黏腻溽热，定会让人瞬间生出此城不可留、此情无可恋的念头。上海人苦“夏”已久！
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高温天气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这一年，上海以55天的高温纪录，创下百年上海滩之最。当年最热的一天7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当年的酷热，不仅让大文豪鲁迅有时彻夜难眠、心烦意乱，还引发了旱灾，导致物价飙升。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中，《大上海的热景》一文开篇即言：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居高不下而降雨稀少，7月12日更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40.2℃。持续干旱致使全国赤地千里，翻开当年的报纸，“大旱”“米价飞涨”等报道连篇累牍。因极度干旱，上海还举办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夏季的热，几乎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湿热”。好不容易熬到姗姗来迟的秋天，依然迟迟不肯“退烧”。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借友人炎樱之口描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的空气裹挟着旧式公寓的木香、蕾丝窗纱的影子、打字机的敲击声，在闷热中凝滞成一首无声的挽歌。她的夏天，定是旗袍贴背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里无人可诉的孤寂。
上海人普遍苦夏，但似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杜月笙。据说在三伏天，杜月笙依然长衫马褂，衣冠楚楚。有人劝他：“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曾私下劝道：“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对此，杜月笙笑着解释他的“熬热”哲学：“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佣人，多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必进一步裸着上体。如果我穿上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我这里当然算不上名流大宅，但我的佣人多，往来的朋友上、中、下三等都有。如果全屋子都是些穿短裤的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变成大混堂了？因此，我杜月笙只能熬着热，冒着汗，受着这点不大不小的罪。”
虽然炎热天气不尽如人意，但若细细品味前人记“热”之作，自有其春秋冬三季不及的妙处。当年鲁迅可以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着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有钱人可以赶“海滨浴场”，去公园喝下午茶，听草地音乐会；没钱人可以“井水泡西瓜”，在弄堂里“噶三湖”，甚至光腚“乘风凉”。至于被称作“最懂生活的男人”的林语堂，更是别有谐趣地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会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产生影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主张，气候、环境与人类性情、健康密切相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了气候对法律、道德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勇武与直率，炎热带来柔弱与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推论“炎热地区具有灵敏器官的人的心灵，容易被一切与两性愉悦有关的事情触动；他们的男女情爱，可由任何一件事勾起”。孟氏的发现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其后的推论则显得过于绝对。例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仅诞生了一部隐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东方式暧昧”电影——《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心境”的产物。有道是，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且可以自得其乐，何况今天身处环境卫生清洁、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各种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也游不完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最妙的是，我们还有着或环绕四壁或溢满网盘的古人无法比拟的闲书与文娱，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佳片有约”。
进可驱长车，携妻儿，访名山胜水，赏尽长三角的美景美酒与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观闲书旧画新片，馋了，则“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仰慕古人好闲书喜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方式千千万，享乐花样万万千，似乎仍抵不过陶渊明的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浮想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