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这句话道尽了《华严经》的宏阔。历经唐宋元明清数朝的文化沉淀，华严哲学早已渗入中华文明的肌理。历代艺术家如何描绘经变场景？透过大英博物馆藏的白描作品、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以及敦煌壁画与古刹造像，我们得以窥见华严经变中毗卢遮那佛的艺术面貌。
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钻研佛老数十年，深谙华严圆融之境；王阳明受华严启发悟得心体，借《金狮子章》中金的比喻阐释人心，助推心学发展；章太炎以华严解庄，认为其“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契合《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借此揭示万物互为缘起的关系，为中国哲学开辟新径；近现代学者马一浮则以华严思想诠释儒家，使儒学焕发新意。那么，艺术家们又是如何呈现华严经变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因清净法身无形无相，此像极难绘制。
大英博物馆藏 南北朝《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手稿》
**经典渊源**
毗卢遮那佛形象多见于《华严经》与《大日经》。“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华严经》体相用思想宏大辽阔，能拓展瑰丽的生命格局，丰盈生命建设，广展境界。自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出六十卷本，唐代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卷本，加之唐代另译四十卷本，国力强盛之时，世人更易理解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经唐宋元明清深度融合，华严哲学已融入中华文化血脉。
大英博物馆藏 传为北宋李公麟画 华严经变图上的毗卢遮那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武则天笃信《华严经》，深入研读后写下这首震撼人心的开经偈，流传至今。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幅纸本白描《华严经变》，尺寸34.6x1244厘米，传为李公麟所作。画卷以卷轴形式展现《华严经》七处九会人物：右侧毗卢遮那佛端坐狮背，诸神、菩萨、阿修罗王、龙王、三十三天等依次排开，左侧善财童子一一礼敬，宛如五十三参场景。细观可见，三十三天主天冠各异。此画是否确出李公麟之手，尚待学界考证。仅凭白描便能在长卷中尽显福慧庄严，令人叹服，也折射出中国人崇简的审美意趣。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五代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同为华严经变，瑰丽色彩与众多人物凸显七处九会的大方庄严，展现中国人宏富的美学特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五代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
**千佛绕毗卢**
十方一切佛，同归清净身。艺术上如何表达？历代造像者虔诚设计“千佛绕毗卢”，诠释千佛与一佛关系，将哲学上一与多的思想艺术化呈现。
上海震旦博物馆藏明代毗卢遮那佛雕像，神情肃穆，手结独有毗卢印，上有千佛。明白一佛与千佛关系，便懂“千佛绕毗卢”寓意一切佛同一清净本体。
上海震旦博物馆明代 毗卢遮那佛 雕像
体用思想本是中华文化基因。《道经》第十四章，河上公版称“赞玄”，赞道体玄妙无相无形；第十五章称“显德”，有道之士难述，强为之容。“道”为体、“德”为用，提升生命境界。故般若多罗言：“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绝非虚语。石窟艺术中，表现体相用的常见形式便是千佛雕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河北石家庄正定隆兴寺 毗卢遮那佛
法报化三身最能突出体相用思想。许多寺院设毗卢殿，供奉“千佛绕毗卢”的毗卢遮那佛，如北京云居寺、法源寺、万寿寺、智化寺等。河北石家庄正定隆兴寺毗卢殿供奉的毗卢遮那佛由万历皇帝铸，高6.42米，三层四身，分体浇铸焊接而成。每层四身坐式毗卢佛，手结毗卢印，坐于千尊小佛之上，寓意三千大千世界同一清净实相。
**华严三圣**
通常，毗卢寺供毗卢遮那佛，华严寺设华严殿供奉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此为华严经变最常见形象。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原为汉明帝刘庄少时读书乘凉处，亦是《四十二章经》翻译地。一千九百年后，清凉台毗卢阁毗卢遮那佛仍手握智拳印，左立手持如意文殊，右立手持经书普贤，即“华严三圣”。此组合常被误认西方或东方三圣，常见文殊骑青狮，普贤乘白象。
洛阳白马寺清凉台上清凉阁中的华严三圣
凡事有例外。大足石刻宝顶山核心区华严三圣常遭误会，因造像辨识不易：左为普贤，戴高冠，双手捧舍利塔；右为文殊，戴高冠，左手捧七重宝塔，右手扶塔；宽袖袈裟披肩挂肋飘逸垂下，巧妙将塔重心引至像身；中间毗卢遮那佛头有螺髻，髻上两道毫光，左手说法印，右手前伸讲演。这3尊高7米造像，身躯前倾20多度，仰视时菩萨似亲切俯身注视观众，视线交互将佛菩萨庄严慈悲表现得淋漓尽致。
重庆大足石刻 宝顶山华严三圣
宝顶山华严三圣背壁刻81尊圆龛小佛，大小对比层次丰富，更显庄严。大足石篆山石窟内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戴天冠坐莲花，若不看手中智拳印，易误认化身佛释迦牟尼。敦煌榆林第25窟主室东壁北段毗卢遮那佛结禅定印，署名为清净法身卢那舍佛，易被误作报身佛。实际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分别对应体、相、用。化身佛释迦牟尼，报身佛卢舍那，法身佛毗卢遮那。体为基础，用乃功能，相为呈现，三者不可分割，体现“体用不二”“性相一如”哲学。
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大雄宝殿是现存辽金时期中国最大佛殿之一，建筑面积达1559平方米，正脊两侧琉璃鸱吻高4.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琉璃吻兽。始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保大二年（1122）毁于兵火，金天眷三年（1140）原址重建，木构建筑。殿内供奉明代五方佛、十一尊菩萨及二十诸天彩塑，皆为明塑。四壁绘清代壁画，展现汉藏文化融合风格；其中有华严经变“七处九会”图，记释迦牟尼在7个地方进行9次课堂教学：南北山墙各绘4幅，西檐墙1幅，共9幅；北尽间、末间还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记录求道经历，系华严经变核心。
大日如来
毗卢遮那佛梵文意为“光明遍照”、“最胜光明”，象征“法界体性智”，故又名“大日如来”，象征佛法身如太阳，智慧之光无碍，破除黑暗，利养万物。
《大日经》云：如来、应、正等觉，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红紫非水精色、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明非暗、非男非女非不男女。大日如来本无形象，但众生总因有形有象佛像开启自心本具智慧，故佛教艺术生机蓬勃。
辽代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
辽宁慕容街朝阳北塔令人想起金庸《天龙八部》慕容复。这座宝塔历经从三燕到辽代风雨洗礼，被誉为“东北第一塔”，凝聚北魏、隋、唐与辽信仰、审美与文化交流。夯土台基、砖砌台座、稳健须弥座、塔身、塔檐和刹顶，四方佛与塔心室内佛殿中央大日如来，共同体现中国人五方思想。朝阳北塔如辽宁定心丸，矗立至今1600余年。
辽宁朝阳北塔外观
塔地宫存历代修缮历史，中宫曾供佛骨舍利，天宫出土盛唐金塔与波斯玻璃瓶，可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成功抵达这座三燕故都辽代京畿。朝阳北塔天宫出土文物中，多件大日如来坐佛皆结智拳印，辨识度极高。精湛雕刻仅为审美一种，层层套嵌圆筒形结构反映前人恭敬。如同1987年重修法门寺清理塔基，在唐代地宫后室中央发现八重宝函，内盛佛骨舍利，极为郑重。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上亦有大日如来，作智拳印，极易识别。
莫高窟第36窟《华严经变・龙王礼佛图》
毗卢遮那佛所戴“五佛冠”寓意为五方佛。北京法源寺毗卢殿将毗卢遮那佛置于最高层，中间层为四方佛。莫高窟第465窟窟顶即五方佛图藻井，中间为毗卢遮那佛。榆林窟第3窟为西夏作品，善用绿和白，南壁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为中心结构，中间是大日如来，四佛四菩萨，呈同心圆结构，似命运共同体佛系表达。
《妖猫传》中空海大师即日本京都东寺首任住持。空海随遣唐使来华留学，拜西安青龙寺惠果为师，回国后创建东寺。千年过去，人们常感慨东寺砖瓦皆有唐风。可见文以化人，文化融合，历代皆有践行者。
京都东寺 头戴天冠的毗卢遮那佛
东寺讲堂须弥坛安放21尊造像，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形成立体曼陀罗：毗卢遮那佛居中央，戴华丽天冠，结智拳印，坐千叶宝莲上，背光中千佛随行，如榆林窟第35窟东壁北侧五智如来曼荼罗立体呈现。此大日如来像与五重塔、御影堂等代表平安时代佛教艺术最高成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日文化交流历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毗卢遮那佛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毗卢遮那佛像，结毗卢印，和悦慈悲，内著法轮火焰纹袈裟，头戴宝冠，背光中有五方佛，华盖下方左右绘天人着汉服乘彩凤，令人想起王母娘娘，说明文化融合创新大有新意。
毗卢寺
我国现存六座毗卢寺中，河北石家庄新华区这座最有名，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以明代壁画闻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代壁画”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永乐宫、法海寺壁画齐名。
508位人物，122组画面，将儒家人伦、释家法界、道家自然和谐绘入同一墙壁，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庞大明代水陆壁画体系。本体与妙用透过艺术形象，生动逼真表现体相用思想。鉴赏艺术形象时，从视觉反观妙用，便豁然贯通其中艺术哲学：同一清净本性展现万象庄严。
河北省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局部
往古九流百家一切街市，往古孝子顺孙，往古忠臣良将，往古比丘、道人、儒家贤士，齐聚一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四海龙王等神众捧夜明珠，庄敬之感跃然眼前，朱砂和石绿颜色明亮鲜艳，沥粉贴金工艺极华贵，玉皇大帝格外清雅飘逸，身旁侍女眉目秀雅，典型明代仕女画风，而毗卢遮那佛乃本体之意，焕发的妙用，呈现如此庄严妙相。
毗卢寺保留大面积沥粉贴金工艺。508位人物环绕毗卢遮那佛，体相用三者相互依存、圆融无碍，共同诠释本质、现象与功能。法身本如虚空，无一形象可描画，却能生各种功能效用，呈现各种外在形象与艺术张力，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这508种生命形态。令人想起唐代吕岩《绝句》：
或为道士或为僧，混俗和光别有能。
苦海翻成天上路，毗卢常照百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