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条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民持续给陕西文旅部门施压，要求拆掉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竟然是“唐朝压根不存在”。更让人忧心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上接触到这类内容后，历史认知已经出现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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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这事看作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这个判断没错，但背后还有个值得深挖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拿什么去衡量历史的真假？面对层出不穷的“伪史论”，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认知能力来应对？
答案或许很简单，就两个字：理性。
搞历史研究从来不是搞信仰站队，而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不管你是想证实还是证伪某个历史事实，都得遵守同一个标准——看证据。
唐朝存不存在，不是因为《旧唐书》《新唐书》里写了就算数，而是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链条：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再加上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留下的域外记录，彼此都能互相印证。虽然单看某一项证据可能有局限，但当多个独立来源相互支持时，可信度就会大幅提升。
科学哲学讲过，人类几乎没法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百证明”。历史研究也一样。所以我们真正依赖的不是绝对的确定性，而是不断提高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拥有的证据越丰富、越独立、越能互相印证，它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认识论里有个著名的方法论原则叫奥卡姆剃刀。当两种解释都能说明现象时，应该优先选择假设更少、能解释更多证据的那个方案，而不是不断增加新假设去修补各种矛盾。
比如，要否认唐朝存在，就得假定数千卷史籍是被系统伪造的，全国大量的遗址、墓葬、碑刻都是后人制造的，连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都参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骗局。这种解释需要的假设数量，远远超过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的假设，所以前者在解释力和可信度上远不如后者。
其实，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些“伪史论”，靶子并不只在中国历史上。几年前，网上曾广泛流传所谓“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都是近代伪造”的说法。现在，又有人开始质疑唐朝了。
乍一看，这两类观点立场截然相反：一个像是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个像是在否定中国历史。但如果深入分析，它们其实遵循同一种思维方式——非理性。
它们的共同点，不是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结论，再到处挑碎片化材料来佐证自己。凡是跟结论不符的证据，一律被解释为造假、阴谋或者集体欺骗。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不是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不会停在某一种立场上，而是不断游移。今天，它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同样可以用来否定唐朝；后天，甚至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公共事实。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是文明进步。历史学也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既有认识。但是，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等于胡乱猜测，而是要能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正如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因此，我们反对“伪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要反对的不是某种具体观点（无论是否认唐朝还是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背后那种脱离证据、无法证伪、用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当下，部分平台的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基本的公共理性。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