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欢迎收看《亚洲那些事儿》。今天咱们接着聊郑和下西洋这段旧事。长期以来，大家总争论郑和七次远航，究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还是纯粹为了搞海外贸易？直到印度洋斯里兰卡港口意外挖出一块明朝石碑，六百年前那段壮阔航海史背后的真正动机才终于水落石出。
1405年，郑和开启首次航行。这支舰队阵容庞大，共计255艘船，其中就有62艘体型不一的巨型宝船。路线并不复杂：先路过占婆，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苏门答腊岛北端，进而进入印度洋直奔斯里兰卡。随后，船队继续前行，抵达卡利卡特以及马拉巴尔海岸的各个港口。
在此之前的两次远航，路线大致雷同，时间都在1411年之前。但到了第四次，情况变了。
1413年秋季，郑和从贵占港出发，照旧先驶向卡利卡特城。在此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中国船队能到达的最西端，但这一次，它不再是终点。
推测此次远航是受皇帝扩张势力范围意图的驱动，郑和一路向西，途经马尔代夫等地，最终停靠在霍尔木兹。
霍尔木兹当时的繁华程度令人咋舌。尽管中国人对对外贸易向来谨慎，但随行的一位文人还是忍不住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盛况：来自各地的外国船只，加上陆路而来的外国商人，都汇聚于此交易，使得当地百姓极为富庶。
1417年，皇帝下令进行第五次下西洋。这次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安全护送那些来京参加盛大典礼的中国朝贡国使节回国，这些使节大多来自东南亚。
送完人后，郑和继续按既定航线走。不过，这次到了霍尔木兹后，他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南下沿着阿拉伯海岸，探访了阿丹和马卡拉两座城市。
之后，船队又沿东非海岸向南，先后停靠摩加迪沙、布拉瓦和马林迪等港口。这是郑和船队到达过的最远地方。
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中国人发现了一种长颈鹿。皇帝把它误认成了麒麟——中国神话里一种传说中的有蹄神兽。这个误会反倒激起了穆斯林商人的兴趣，他们开始向中国出口这种“瑞兽”。
除此之外，非洲始终不是中国的主要目标。第六次航行开始时，也和上次一样，郑和奉命护送外国使节回国。
区别在于，这次的使节不仅来自东南亚，甚至远至东非。而且与上次不同，郑和这次没去任何他从未踏足的地方。
次年，郑和率队回国时得知，这将是永乐皇帝主持的最后一次大远航。因为蒙古战事开销越来越大，此后任何远航都被叫停。
此时帝国财政因皇帝挥霍已陷入困境，中国的财政大臣因此入狱并身败名裂。但这真不是大臣的错。
自登基以来，永乐皇帝的开支一直超出帝国承受能力，尤其是他的军事行动鲜有胜绩。尽管如此，大臣总能想办法凑够钱。
但在几十年超支后，即便这位能臣对皇帝的新计划也束手无策，这让永乐很不高兴。尽管国库空虚，永乐还是发动了两次蒙古战役。
在这两次战役之间，郑和虽未再率大军远航，但皇帝似乎改了主意，安排了一次远行。不过，这次探险是否存在还有争议，就算有，规模和时间也远不如前几次，仅限东南亚，或许只到旧港。
郑和回国后，政治格局已变。皇帝在他离京期间驾崩，由其子洪熙继位。洪熙反对父亲的挥霍，下令彻底停止外交远航。
那么，永乐为何在这些项目上如此烧钱？投资有回报吗？
永乐本是篡位者，即便在宫廷内部，其合法性也长期受质疑。这种压力让他必须在军事、行政和外交上不断彰显荣耀。
同样，这些下西洋既不是为了促进海上贸易，也不是为了建立海外殖民地。永乐想要的，是通过展示权力，用中国的奢华物品震慑大洋彼岸那些弱小王国，使其臣服。
最终，唯一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是大运河的重开。粮食得以安全快捷地运往全国，不再担心海盗劫掠。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不用郑和的强大舰队剿灭海盗？原来，永乐沉迷于自己的荣耀远航，忘了用手中的力量解决中国当下的核心问题——海盗之患。
此外，尽管郑和舰队威慑力强大，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曾试图像后来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那样，迫使贸易进入特定渠道并加以控制。显而易见，郑和下西洋并未给中国带来长远实际利益，这不是因为没机会，而是实乃一大憾事。
正如历史学家德雷尔所说，这些航行的目的是让外国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作为天子、沟通天地与人间的独特崇高地位。他们需用本国物产朝贡，并接受使用中国官方历法，至少在与中国的往来中如此。
作为回报，皇帝会赠礼，郑和时代最常提的就是中国丝绸和纸币。皇帝还会颁发诏书，正式册封他们为其原本就统治国家的君主。
尽管如此，宣德皇帝继位后，郑和还将进行最后一次远航。宣德在南京长大，而下西洋正是从此地启程。
出于怀旧之情，新皇帝为郑和筹备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舰队再次从南京出发，前往爪哇岛泗水，途中经停旧港，然后驶向马六甲。
郑和从马六甲再次驶向印度，先在苏门答腊岛北部补给，随后驶入辽阔的东印度洋，直至到达斯里兰卡的贝鲁瓦拉。之后，按惯例先后访问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与科钦等地，并从这些城市驶向霍尔木兹，主力舰队将在此驻留数月，等待有利天候返航。
等待期间，很可能分出若干小分队，前往郑和此前访问过的众多阿拉伯及东非城市与王国。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支小分队早在卡利卡特便与主力分开，前往麦加。此行由文人马欢详加记述，他此前也曾表达过对霍尔木兹的钦佩。
最终，整支舰队重新会合，驶回中国。船队满载贡品受到隆重欢迎，船员们也都得了赏赐。
皇帝心里清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朝贡，只是伴随郑和舰队到访而按时呈送，第六次远航后这一朝贡便中断了。看到这次带回的贡品，皇帝曾说：我们对遥远地区的货物本无兴趣，但我们意识到它们是出于满满诚意所奉。
既然来自远方，便应接受，但这不值得庆贺。皇帝原本希望能恢复源源不断的贡品供奉。
然而不久，皇帝与郑和相继离世，这次远航也随之落幕。随着二人去世，继续远航的意愿也消散了。
没有他们，贡品渐渐枯竭，且永远地枯竭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直到1911年斯里兰卡加勒市的一次道路改造，才带来了决定性答案。
工人在挖下水道时，挖出一块深埋地下五百年的青石石碑。负责工程的英国工程师托马林敏锐意识到其非同寻常，立即将其转运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妥善收藏。这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又称郑和碑。
此碑在南京龙江宝船厂雕刻完成，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特意带至锡兰山立于当地佛寺，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石碑最独特之处在于碑文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分区镌刻，分别面向岛上不同信仰族群，足见其强烈的官方外交属性。
汉文碑文开篇即点明：“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并详细记录了船队携金银、香炉、绸缎、织金宝幡、瓷器等贵重物品，向当地佛寺大规模布施供奉、赏赐当地君主与部落首领的经过。
锡兰山地处印度洋海上要道，各国商船使臣往来频繁，在此立碑无异于向整个西洋世界宣示中原王朝的包容与强盛。
石碑还印证了船队“厚往薄来”的模式，携出的是无偿布施的瓷器、丝绸、金银，换回的多是供皇宫观赏的异域香料与珍禽异兽，若以经商牟利为核心目的绝不会如此。至于寻找建文帝一说，因缺乏史料印证早已被否定。
作为第一手实物史料，这块石碑推翻了后世诸多猜想，清晰揭示出朱棣倾尽国力支持远航的真正目标：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外交行动，旨在向整个西洋世界展示大明王朝的强盛仁德，建立万国来朝的国际秩序。
如今，这块石碑收藏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并已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成为中斯海上文明交流的国宝级见证。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