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东京街头雨势未歇。日本民众冒雨聚集在首相官邸前，针对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表达强烈不满。视觉中国供图
5月3日的东京，抗议人群手中高举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玩偶、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画像，以及写有“武器出口 监控社会 走向战争的国家”字样的标语牌，以此抵制高市政府的军事化动向。视觉中国供图
日本正以惊人的速度，着手构建二战后首个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7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于7月31日成立旨在整合并强化情报力量的“国家情报局”。作为“情报活动司令部”的“国家情报会议”，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也定于同日首次召开，主要任务是制定首部情报活动指针——“国家情报战略”，并研讨完善防范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
从3月13日“国家情报局”设立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到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正式公布，再到7月24日敲定实施细节，这一轮情报改革流程耗时仅四个多月。由于推进节奏过于仓促，直至发稿时，日本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仍局限于制度设计的技术性解读。此次重组未设立任何监督与制衡机制，权力高度集中，由此引发的国际社会及舆论对日本情报权力集权化、军事化扩张的担忧日益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指出：“高市政府推动激进的情报体系重构，核心逻辑在于大国博弈加剧与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将情报角色从传统的政策参考工具，升级为强化地缘博弈、加速强军路线的关键抓手。”他强调，日本加强情报体系建设并深化日美情报合作，必将给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国家情报局”并非凭空出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机构依托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建立，承接“国家情报会议”秘书处职能，负责汇总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收集的情报，并进行统一分析与研判。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今年夏季组建“专家会议”，以便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反间谍法案，同时研究推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依据该法，在日本境内为外国政府从事游说活动的主体均需进行备案登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认为，高市政府此次将网络攻击、认知战、外国影响活动以及能源和供应链冲击纳入“威胁”范畴，标志着情报工作覆盖对象从传统军事安全延伸至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推动了日本安全概念的持续扩张。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强化首相官邸对外交、防务和经济安全政策的统筹能力；二是为所谓“反击能力”、外资审查等政策提供情报支撑；三是以提升本国整合能力为前提，争取在日美合作中获取更高等级的情报共享。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长期受宪法“专守防卫”原则制约，但政界谋求整合情报力量、突破安保限制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便尝试搭建国家级综合情报机构，却因各情报部门利益割据、内部阻力巨大而搁浅。安倍二次执政后，先后于2013年、2017年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和《有组织犯罪处罚法》落地，为对内管控社会舆论、监控民间动态，以及对外渲染安全威胁、制造紧张氛围提供了法律依据。
事实上，通过思想监控压制国内社会运动、防止所谓“赤化”思想流入，正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的核心职能。吴奇聪介绍，历史上的“特别高等警察”拥有独立侦查、逮捕等强制权力，监控范围从共产主义者逐步扩大至工会、宗教、出版界及一般社会运动。此次新设的“国家情报局”隶属日本内阁，核心职能为情报统筹与分析研判。若简单将其视为“特高课复活”并不严谨，其真正的危险源于情报活动定义宽泛、缺失政治中立和隐私保护条款等一系列制度漏洞的叠加。
高市早苗曾指出，这套以“国家情报会议”为决策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主体的全新体系，仅是日本“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吴奇聪分析称，当前改革主要解决需求提出与部门统筹问题，下一阶段将补足海外收集和国内反情报能力。预计即将出台的“国家情报战略”将围绕对华、对朝、俄乌局势、经济安全、网络及关键技术等议题确定优先次序，并据此配置人员与预算。
朱清秀认为，在完成情报体系“顶层设计”后，高市政府将全面推进体系的落地与实战化部署。他预计，政府将加快反间谍法案落地，通过扩大间谍罪定义、赋予情报机关搜查与监控权限，将安全审查制度全面延伸至大学、科研机构及高科技企业，全方位强化对国民和社会的管控。同时，日本将加速构建“海外情报网络”，大概率会在部分关键国家和地区重点设置情报分支机构。
朱清秀还指出，日本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或将加速，“情报外交”有望成为日本深化同盟关系的重要工具。据美国《纽约时报》7月13日报道，日本政府曾就设立“国家情报局”事宜，向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友寻求建议与合作。
二战后，美国长期主导日本国家情报体系建设，此次设立“国家情报局”也以对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方向。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拟任首任局长的现任内阁情报官原和也今年5月曾赴美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帕特尔，双方确认了合作意向。“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既服务于日美同盟一体化，也反映出日本希望减少单向依赖、提升自主判断能力与对美议价能力的意图。”吴奇聪表示。
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承压、陷入僵局。朱清秀认为，中国将成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系的重要目标，中日之间的猜疑与对立或将进一步加剧。
吴奇聪同样担忧，未来日美涉华情报研判流转速度将加快，东海、台海相关危机决策时间可能被压缩，正常的中日学术、媒体、企业及民间交往也可能被“过度纳入”安全审查，导致误判与冲突升级风险上升。
针对日本情报体系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早在5月28日便明确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执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自诩“法治国家”的日本，在推进情报扩权立法时雷厉风行、效率极高，却在涉及他国主权的恶性事件上拖延推诿，大搞“双标”。今年3月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涉嫌危害使馆安全，日方却拖延数月，直至7月27日才正式提起诉讼。这种选择性高效、针对性“双标”的操作，充分暴露了日本急于推进“再军事化”、肆意漠视他国主权安全的真实面目。
近期，日方舆论炒作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接触”，中方第一时间明确驳斥。朱清秀分析，高市政府此举意在制造“主动管控对华关系”的虚假表象，试图安抚国内舆论、缓解社会焦虑。中方快速辟谣、坚决否认，直接戳破了日方的政治炒作，明确释放绝不配合日方舆论表演、不接受虚假外交叙事的清晰立场。
针对后续中日关系的应对，吴奇聪建议，中方应持续敦促日方严格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兑现自身对华承诺，保障中日外交沟通渠道、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畅通稳定。同时，应持续维系双方地方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学术往来等务实交往，让日本社会清晰感知阵营对立的负面代价与中日合作的现实红利，从而压缩日本右翼势力炒作对立、煽动对抗的舆论空间。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31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