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2日，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的总部大厅里，走进来一位中国访客——Innotron的CEO朱一明。
听到“Innotron”这个厂牌，ASML的高管们估计是一头雾水。这家2016年在合肥成立的初创企业，既没有量产芯片，也没有现成客户，更没有营收流水，却张口就要掏1.2亿美元，购买一台ASML售价高昂的EUV光刻机。
朱一明在圈子里倒不算陌生。他生于1972年，学业背景扎实，先在清华大学拿下应用物理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赴美深造，2005年回国创办了兆易创新。
兆易创新的招牌产品是NOR Flash，这类存储芯片处于市场边缘地带，主要服务于中低端电子产品。对于美光、SK海力士这样的国际大厂来说，这块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终都因利润微薄而选择退出。
2016年兆易创新上市，朱一明可谓功成名就，但这荣誉仅限于A股半导体板块。彼时兆易创新的体量，营收仅为美光和SK海力士的1%，在全球版图上几乎查无此人。
壮志未酬身先退？并非如此。兆易上市仅两年，朱一明便交出了日常管理权，南下合肥，加入了一家由地方政府发起、他自己并不控股的创业公司。
对中国半导体行业而言，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兴通讯遭遇制裁，芯片短板彻底暴露，整个产业界风声鹤唳。国家大基金刚刚进入实质投放阶段，各地项目尚在襁褓，局势一度显得黑云压城。
面对Innotron采购光刻机的意向，ASML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原因很现实：一来中美贸易战正酣，EUV光刻机的核心光源来自美国公司Cymer，正处于管制清单之上；二来Innotron野心太大，一上来就想挑战DRAM芯片领域，听起来过于理想化。
DRAM（内存）与NAND（闪存）占据了存储芯片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大陆对这两种芯片的消费量分别占全球的19.2%和20.6%[4]，但对应的国产化率几乎是零。
Innotron毫无产业根基，中国在该领域也缺乏成功先例。集成电路不是靠偏方就能治好大病，量产DRAM的难度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时制造DRAM芯片并不需要EUV光刻机。朱一明显然是嗅到了风向的变化，试图提前囤积关键设备。ASML对此心知肚明，干脆利落地回了绝信。
碰了一鼻子灰后，朱一明回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课题上——如何在设备和专利的双重困境中，硬造出DRAM芯片。
那个明显带有“洋气”色彩的英文名Innotron，逐渐被淡化直至弃用，直接换成了拼音ChangXin，中文名则统一精简为两个字：长鑫。
就在朱一明飞赴荷兰的同一段时间，合肥西北角兴业大道388号的工地上，长鑫第一座12寸晶圆厂刚刚竣工。十年之后，这里将崛起成为中国存储产业的中心。
一个百亿级企业的掌门人，上市后本可享受鲜花与财富，却在46岁这年辞职，誓要再攀高峰。朱老板的二次创业，按理说应备受瞩目，被媒体大肆传颂。
但现实并非如此。2018年，中国芯片领域最大的焦点人物，是一个叫赵伟国的男人。
01. 紫光
清华园里走出两类天才：一类擅长“崩老头”，另一类擅长“摘桃子”。赵伟国属于后者。
1985年，赵伟国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作为中国人杰地灵的半导体人才摇篮，清华向行业输送了海量的顶尖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家，其数量远超其他高校。紧密的校友网络，更铸就了中国芯片业的半壁江山。
过去常说，黄埔军校一半同学打另一半，中国政法一半同学抓另一半，上海财大半同学查另一半同学的账。而在清华电子系，则是一半同学在投资或并购另一半同学的公司。
例如1995年，清华电子系77级的陈大同在美国参与创办豪威科技。2000年豪威上市后，他又回国联合79级的武平创办了展讯。后来陈大同转型做投资，2015年组织财团收购豪威，随后将其卖给了85级师弟虞仁荣旗下的韦尔股份。
2025年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现场，虞仁荣姿态松弛
朱一明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2004年他在硅谷创业时，早期投资人清一色是清华校友，包括85级自动化的李军、83级经济系的薛军、80级工物系的罗茁以及81级电子系的邓峰。这群师兄弟凑了92万美金，才成就了兆易创新，以及后来长鑫的续章。
但赵伟国的发家路径截然不同，他的财富积累自带强烈的投机色彩。
从清华电子系毕业后，赵伟国留在清华校办企业系统内工作，辗转于紫光、同方等多家公司任职。2005年，他下海创办健坤投资，主要投向能源和地产领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紫光集团经营陷入困境，赵伟国凭借校友和前员工的身份入主紫光。2013年，赵伟国出任紫光董事长，并将目光锁定了半导体行业。
此后的五年间，赵伟国借助政策和资金的杠杆，为中国芯片业展示了一波凶悍的“摘桃子”绝技。
2013年，紫光并购展讯；2014年，即便发改委未下发“小路条”，他从浦东科投手中抢来了锐迪科，并将两家公司合并为紫光展锐，顺利引入Intel 15亿美金的入股，赚得第一桶金。
这一举动让上海市领导深感震惊。在过去二十年里，上海为保留芯片火种，穷尽了给本市芯片企业输血的一切手段，甚至专门拨款建设顶级中小学，以解决海归工程师子女的教育问题。
然而不到一年，展讯和锐迪科这两家扎根上海的企业，便被一家北京公司“摘了桃子”。此后国家大基金在北京成立，沪上芯片企业仿佛尽在砧板之上，这在间接促发了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设立。
对赵伟国而言，展锐仅是开胃菜。同年，紫光又拿下了主营企业路由器的华三。这家公司原为华为与3com合资成立，2006年被3com全资控股，2009年转卖给惠普，最后被紫光收购，更名为新华三。
赵伟国的胆子越买越大，后期更是给自己披上了一层“侠之大者，为国买芯”的外衣。
2015年，紫光宣布以37.75亿美元入股西部数据，紧接着对DRAM三巨头中实力偏弱的美光发起230亿美元的邀约收购，瞬间震惊业界。当然，这些野心毫无悬念地被美国政府挡回。
随后赵伟国南下，与台湾省三大封测厂力成、矽品、南茂达成174亿元的股权交易，并提出收购台积电25%的股份，甚至暗示价格合适连联发科也能买下，把台湾当局吓得够呛，这些交易最终也统统被拦下。
行事激进，手法粗野，但赵伟国打出了名声，也将紫光集团的总资产，从他入主时的13亿（2009年数据），拉升至2015年底的1000亿——许多人鄙视赵伟国，但也有更多人渴望成为赵伟国。
2017年，赵伟国出席展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恰逢美国发起301调查。他说美日韩注定会对半导体严防死守，但“阻击越多，我们爆发力越强[3]。”
此时，距离紫光债务违约还有3年，距离赵伟国被带走调查刚好5年。
02. 躁动
当赵伟国疯狂“扫货”之时，朱一明正因凑不齐长鑫的启动款而陷入煎熬。
根据协定，合肥市政府与兆易创新是长鑫的发起方，需为长鑫一期工程共同出资180亿元，比例为4:1，兆易创新应承担36亿的出资款。但直到2018年年底，朱一明始终未能掏出这36个亿。
直到2019年4月，长鑫一期DDR4产品已临近投片，兆易创新才宣布向长鑫投入3个亿，且以可转债形式注入。即便这3个亿也是分批到账，直到2020年才全部打完款。
事后看来，当时的36个亿，在长鑫上市后的股权浮盈将超过1000亿。后来给出的理由众多，如兆易坚持轻资产模式、遵守监管要求、不愿上市公司财报被折旧拖累等，但其实最大的因素无外乎就是——
没钱。
从2005年到2016年，兆易历年的净利润总和，加起来仅有6个亿左右；上市后募资5.8个亿，但用途受到严格限制；通过定增等方式再融资，面临漫长的审批周期，以及股民直逼灵魂的拷问。
当然，如果朱老板真豁出去，搞不来这“区区”36个亿的说法站不住脚。他有上市公司的平台，也有顶级的清华朋友圈。他的“没钱”，更多源于对杠杆纪律和风险计算的坚守，以及——太要脸面。
相比之下，作为芯片领域最强的“搞钱男孩”，赵伟国的顾忌少得多。
26亿美金买展锐、25亿美金买华三、22亿欧元买Linxens、38亿美元入股西部数据、174亿人民币入股台湾三厂、230亿美元邀约收购美光……赵伟国的口袋似乎深不见底。
在紫光的幕后，赵伟国编织了一个无比复杂的财务迷宫，其收购资金大多来源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债券，以及股权质押的民间借款。这是一条被唐万新们走过的老路。
银行的钱，赵伟国万万不敢赖。他最终期望的买单者，是A股的股民。
2015年，紫光集团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紫光股份和同方国芯，先后抛出了天量定增计划。前者打算募集225亿，后者更是狮子大开口，计划募800亿，直接把A股老乡们吓傻。
对此赵伟国毫不掩饰，他曾对媒体直言：“A股的高溢价，是可利用的优势”、“对投资人来讲，一定要给它一个变现的路径，那就是A股市场。”
在赵伟国的蓝图中，同方国芯的800亿定增大部分将投入到3D NAND领域，与朱一明主攻的DRAM仅一墙之隔。这意味着，两个风格迥异的人，注定会在某一天狭路相逢。
赵伟国肯定不如朱一明懂存储，但他挖到了一位非常懂行的专家——台湾人高启全。
2017年，高启全接受央视采访
高启全出身台北矿业望族，曾在台积电担任6寸厂厂长，参与创办了南亚科技和华亚科技，分别依靠日企尔必达和德企奇梦达的授权生产DRAM芯片。
金融危机期间，三星拿着反周期大刀四处乱砍，奇梦达被打至破产，华亚被美光接盘。南亚虽有台塑这个好爸爸输血，但台塑历经金融危机洗礼，认为DRAM是个无底洞，不愿继续追加投资。
一场金融危机，让高启全的职业生涯从宝岛DRAM领军者变成了美光台湾分厂厂长，心中没有介怀是不可能的。2015年，赵伟国在台湾结识高启全，给他画了一个干翻三星的大饼。
年底，高启全转战紫光，比梁孟松加入中芯国际还早了接近2年。
尽管拉来了高启全助阵，但赵伟国也不打算像朱一明那样，吃“从零开始、重起炉灶”的苦，他选中了在存储芯片领域已有积累的武汉新芯。
武汉新芯成立于2006年，是美国Spansion的代工厂，产品类似兆易。2013年杨士宁担任CEO后，组建团队启动了3D NAND闪存的预研。国家力量进入存储产业后，武汉新芯被纳入政策视野。
2016年，紫光、大基金、武汉三方出资成立长江存储，基于武汉新芯的积累开始攻坚存储。其中紫光一家出资197亿，是长江存储的主导者，赵伟国将这个重任交给了高启全。
2018年，长存订购的半导体设备从芝加哥运抵武汉天河机场
紧接着，紫光又从浪潮手里买下奇梦达在西安的DRAM研发中心，更名紫光国芯；随后，赵伟国在南京江北新区高调宣布进军DRAM计划，“承诺”投资金额高达300亿美金。
2019年6月，紫光集团宣布成立DRAM事业群，聘请工信部前电子司司长刁石京担任董事长，安排高启全担任CEO，并宣布在重庆落地12英寸DRAM存储芯片工厂，计划年底开建。
搞钱能力强悍如赵伟国，面对存储这种吞金巨兽行业，也得掂量自己口袋里的钢蹦能烧多久。三星和SK海力士的历史证明，1000亿级别人民币只是存储行业的入场券，要想打持久战，还得烧更多。
倒回到那个躁动的2018年，赵伟国和朱一明都需要一位关键人物的“支持”，这个人叫——路军。
03. 狂热
赵伟国的标签是飞扬跋扈，而大基金掌门人路军的对外形象，则一向文质彬彬。
路军出生于1968年，长期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成立，他从国开金融副总裁的位置上调任大基金管理公司华芯投资的总裁一职。
长期浸淫在开行系统，路军做事八面玲珑，对外温文尔雅，对每个人都笑容可掬。但内部有人评价他颇具大哥气质，愿意给小弟分蛋糕——这成为他日后翻车的主要原因。
在烧钱比烧纸还快的存储行业，能否得到大基金的支持，关乎生死。
大基金对朱一明并不陌生。2017年8月，大基金一期通过“买老股”的方式，受让了兆易创新两个机构股东共计11%的股份，成为兆易的第二大股东，后来逢高减持，净赚了大概30多个亿。
尽管赚了大钱，但在朱一明操盘长鑫的过程中，大基金的支持显得有些“迟到”。
国家大基金一期的投资周期是2014-2019年，恰好与长鑫最缺钱的阶段重合，但一期并未投资长鑫，而是一直等到2020年，长鑫良率已曙光初现时，大基金二期才出手，投资47.6亿。
相比之下，路军对赵伟国的支持更“及时”且更“给力”。大基金一期投资紫光展锐45亿，投资长江存储136亿；大基金二期投资紫光展锐22.5亿，投资长江存储129亿，共计332.5亿。
在抢蛋糕的房间里，拥有不同技能树的人，拿到的分量会有巨大差距。
中国是个大国，政策所撬动的利益无比巨大。芯片投资大、产值高，既是卡脖子的门类，又是正能量的方向。2015年政策落地，各方能人八仙过海，半导体项目遍地开花，亩产十万芯。
紫光在巅峰时期，与超过13个地方政府签署投资协议，总投资额超过千亿美元。而各个地方的“小赵伟国”们也自然不甘示弱，趁着风口上马了不少项目，其中很多还远不如赵伟国。
成都引进的格芯项目，投资近百亿美元。结果不到一年，格芯全球裁员，成都项目实质性停摆。烂尾整整五年，才被上海华虹接盘。
武汉弘芯的故事更富荒诞色彩，先是请来原台积电CTO蒋尚义主持工作，后高调引进“中国大陆首台EUV光刻机”。同样一年不到即烂尾。蒋尚义为数不多的露面，是离职前出席了“新冠疫情期间弘芯坚守岗位员工表彰大会”[13]。
弘芯烂尾后，这台“EUV光刻机”被抵押给了银行，具体型号是NXT1980Di，确实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先进的光刻机，但它既不是EUV光刻机，在DUV光刻机里，也不是最新的型号。
2019年，武汉弘芯光刻机进场仪式
成都和武汉既有产业基础，也有财政实力，尚且如此。其他如南京德科码、淮安德淮、济南泉芯等一地鸡毛，不一而足。拔地而起的百亿项目，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沦为低附加值的过剩产能。
爆完了该暴的雷，呼风唤雨的舵手们迎来了清算时刻。
04. 歧路
2020年，赵伟国和朱一明迎来了命运的分野。
这一年5月，长鑫首款19nm工艺的DDR4内存条上市销售，给观望的各路势力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国开行牵头送来160亿的贷款额度，大基金完成尽调，长鑫A轮募集156.5亿，朱一明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之后，长鑫的良率不断爬坡，产能迅速铺开，北京一期从厂房建设到试生产只花了18个月。这期间，美的、阿里、腾讯等民间资本也纷纷入局，长鑫成为众人眼中的“存储之光”。
赵伟国则陷入困境。由于清华推动校企改革，对紫光的“背书”大幅降低，到2019年上半年，紫光已经无法靠发新债来融资；2020年11月，紫光债券首次出现违约，崩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紫光到底欠了多少债？根据紫光披露的2020年债券半年报显示：到2020年6月末，紫光集团总负债达到2029亿元，其中有息债务1567亿，一年内到期需要偿还的短债数额高达814个亿。
在赵伟国构筑的债务迷宫中，长江存储是最大的资金黑洞，但也是最优质的资产。
2017年底，长存自主研发第一款3D NAND，应用了日后名震全球的Xtacking架构。2022年，研究机构TechInsights意外发现，长存的堆叠技术已经走在了三星、美光和SK海力士前面，并进入苹果产业链，引发轰动。
长存的芯片量产多年，高启全不止一次表示长存的技术“绝对干净”。美国各路机构也进行过详细分析，始终安静如鸡，没挖出任何专利瑕疵。最后只能派议员出马，骂苹果不爱国。
美国“民间组织”报告，《芯片卖国：苹果与长江存储的合作将如何威胁国家安全》
2020年紫光债务违约后，高启全结束与紫光五年合约，回到台湾投身材料领域。此时一期项目刚刚跑通量产，二期项目刚搞完三通一平，即便有大基金的帮衬，每年也需要百亿级的投入。
这让长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尤其对那些想“瓜分”赵伟国资产的人来说。
关键时刻，还是湖北省扛住压力，从紫光的资产包中剥离出了长存，接下了继续投资的重任。而剩余的紫光展锐、新华三、紫光国微等资产，组合成一个500～600亿的资产包，等待接盘。
最终，拿下紫光庞大资产包的，是北京智路资本和建广资本组成的联合体。两家资本背后是同一个老板，名叫李滨，跟赵伟国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同样是一个顶级资本操盘手。
李滨的成名作，是在2017年初用181亿并购安世半导体，然后两年之后，便转手338亿卖给了张学政的闻泰科技，赚了大概157亿的差价。安世半导体后来被荷兰政府强行接管，引发外交风波。
智路建广组成的财团，在紫光清算的竞标中，打败了广东、无锡、上海、北京等一众国资，打败了央企中国电子，也打败了阿里巴巴和浙江组成的联合体，最后以549亿接走了赵伟国的剩余家当。
2025年，赵伟国被判死缓
历史上，赵伟国们有起有落，而取代赵伟国的，一定会是一个比赵伟国更赵伟国的人。
05. 尾声
长鑫的奇迹崛起，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追赶，划上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逗号。
到2025年底，长鑫三座量产工厂产能接近30万片/月。作为对比，三星约65万片/月，海力士约58万片/月，美光约36万片/月。长鑫产能已经接近美光，是全球第四大DRAM厂商。
它的成功，是合肥风投治市的魄力、朱一明躬身入局的坚定、奇梦达的技术宝藏、内存超级周期的迷人、AI浪潮的神助攻等多个因素的叠加。这些都已被论述很多，本文不必再重复一遍。
我们想说的是：长鑫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必然。
在举国追赶的宏大叙事中，产业政策纵横捭阖，地方政府敢投敢赌，民间资本闪转腾挪，“牛人”和“能人”辈出不穷。但每一个成功的朱一明，都需要熬过周期和困境，熬过明枪和暗箭，在分配蛋糕的房间里，拼命挤到前排的位置。
相比十年前，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取得了公认的、长足的进步，蛀虫和坎坷没有阻挡中国芯片的前进脚步。其原因也很简单：在中国，真心想把事情做成的人，远多于只会投机的人。
朱一明们还会持续涌现，赵伟国们也没有完全退场，他们在历史的正文和脚注里，都会拥有自己的位置。
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是一种后见之明，即便正确的道路，也总是布满泥泞和荆棘。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Chinese companies rush to make own chips as trade war bites，Nikkei Asian Review
[2] 陈大同：芯片往事，陈大同
[3] 赵伟国：企业有国界，警惕伪合资，澎湃新闻
[4] China Consumes US6.3 Billion Worth of DRAM and NAND Flash Chips in 2014，TrendForce
[5] 紫光集团：“芯云一体”布局成 型，全面打造中国三星，东兴证券
[6] 中资凯桥资本宣布5.5亿英镑收购英国半导体公司，财新
[7] Imagination还是一家“中国”公司吗，集微网
[8] 内存芯片低调破冰 追赶国外路有多长，财新
[9] China’s Chip Industry Braces for Further Sanctions With Concerns and Defianc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0] 自主可控逻辑继续强化，聚焦低国产化率、先进制程突破，浙商证券
[11] 重整紫光，财新
[12] Memory Price Surge Triggers Shifts in Smartphone BOM Structure，Counterpoint Research
[13] 武汉弘芯烂尾始末，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