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上半年，南京路以北的浙江路上，沿街旧屋被推倒，建起新的四层西式楼房。宁波路口一栋新楼悬挂着“萝春阁”三字榜书，落款“知足主人”，正是茶楼老板、这片洋房的主人黄楚九。6月18日，萝春阁正式开业。
**黄楚九和偷鸡桥**
传说芝罘路浙江路一带曾是河浜，上有小桥，旁有村落。清末租界筑路填平河道，桥虽消失，“偷鸡桥”之名却留了下来。至于它是“土基桥”还是“斗鸡桥”的讹传，1920年代已无人能辨，但直到四十年代末，人们仍用此名指代该区域。沿浙江路向南至南京湖北路口，清末民初时茶楼云集：西北角是永安茶居（按：不是坊间流传的易安茶居），西南角有五龙明泉楼及冼冠生开的广东菜馆陶陶居，东北角则是著名的五龙日升楼。因处两条南京路、两条浙江路与湖北路交汇处，两家茶楼皆以“五龙（云）”命名。1908年租界首条电车在此设站，“日升楼”渐成这一带统称。当时南京路浙江路口远不如福州路繁华，沿街多为传统两层砖木建筑，颇具历史。
1910年代中期，广东商人看中此地前景，筹建新式百货。地块产权分散，如北面属英商德和洋行，先施公司租下西北角十余亩建楼，1917年开业。西南及先施西侧为哈同地产，永安与新新公司先后租地建房，于1918年和1926年建成营业。1920年代路口面貌一新，人流车流不息，日升楼一带被视为上海人心目中“南京路繁华富丽和热闹的最高峰”，许多人相信每天经过此处不下十万人次。
唯独东北角的日升楼保持原样。1917年南京路对面开出乐天茶楼，1924年沈大成点心店分店迁至日升楼下（至今仍在），但这间清末老店日渐式微。
**1918年的偷鸡桥和日升楼**
随着南京路西段繁荣及三大公司鼎盛，不时有传言称日升楼附近将翻造为新百货或饭店，始终未见下文，时人对这密集旧铺颇有感情。除百货时髦货品外，这里的茶楼、点心店、栗子摊及水果烟纸糖食也极具吸引力。
从日升楼沿浙江路向北，两侧房屋陈旧，多是小商铺，夜晚关门后路灯昏暗。当时人概括浙江路偷鸡桥一带：
向为山梁聚集之所。灯火上时，来㖸来㖸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木林土森视为畏途，即所谓老上海者，亦都掩鼻而过，诚秽地也。
可见近在咫尺，偷鸡桥与日升楼气象迥异。1929年初，传言偷鸡桥改造市房并建新戏院。夏季后事情明朗：芝罘路牛庄路附近将建崭新三星舞台，商铺改建规模更大，沿浙江路向南展开，出资人据说是巨商黄楚九。
黄楚九以“艾罗补脑汁”起家，后涉足娱乐金融地产，1920年代以大世界游乐场和日夜银行最著名。他早涉南京路地产，1912年在日升楼湖北路口开办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吸引大量顾客，后被大世界取代。此后他又合资购入天津路集益里地产（钱庄商号集中）。1929年，57岁的黄楚九名望如日中天，偷鸡桥投资是他最后一项重要事业。坊间说法多属以讹传讹，笔者试以史料复原始末。
浙江路芝罘路口有一块方形规整地皮，地主南浔富商庞莱臣，大半归庞宅。传统说法称这两亩九分地如一颗印。1929年6月1日，黄楚九与周炳臣、赵如泉合资组建三星地产公司向庞莱臣签约租下该地，期限25年。计划分两部分：核心建三星舞台作戏院，其次沿街市房改建出租。周炳臣是黄的同乡，曾任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多年，后转地产；赵如泉是久在上海演出的京剧名角。三人平均出资，三星公司每人27972元，三星舞台每人10000元。周炳臣负责日常经营，赵如泉管后台，黄楚九仅做股东，不参与营业。
推测开三星舞台主要出自周赵意图，拉黄入伙借其名望。不过黄楚九很可能也对偷鸡桥地产感兴趣，尤其是三星以南浙江路两侧。8月1日，黄楚九仁记公司与地主奚萼衔签约租下两块地，约七亩，期限20年，准备拆屋翻造。
涉及四十余家商铺搬迁不易，期限紧迫，商户寻求浙江路商界联合会支持起诉房东。因法律规定诉讼期内不能强制停水拆屋，黄楚九通过周炳臣与英商关系，很快获工部局拆屋批准，9月1日开始强拆。这引发关注的浙江路拆屋风潮，最终以奚萼衔支付商户损失了结。
1929年9-10月间浙江路福兴里拆屋（原图经过修复）
1929年8月底，三星舞台开工，米伦洋行打样，倪森茂营造厂承建，欲在1930年新正营业，赶工急迫。1930年2月初，容纳两千余观众的三星大舞台竣工，芝罘路牛庄路沿街商铺就绪。随后浙江路两侧黄楚九翻造的市房陆续完成，偷鸡桥低矮破旧商铺全部代之以崭新四层洋式房屋。
最初开设商铺部分属黄楚九产业，如中西药房、日夜银行和九福堂笺扇庄分号。许多研究将此与黄日后银行挤提及1929年全球经济萧条自动联系，认为市面冷落无人应租，黄才不得不开设自家分号。事实未必如此，1929-1931年上海地产发展势头迅猛，尤其租界中心，地皮争夺诉讼频发。例如几乎同时，不远南京路福建路口就发生业主大纶地产公司与租户因租金上涨引发的诉讼。时人看得明白，黄楚九看中浙江路发展前景，想升值地皮必须先振兴市面。当时公认最有效途径是发展娱乐业。合资三星舞台和公司未必是黄的目标，他更看重独资经营的浙江路市房改造，想借新戏院吸引客流带动消费。
正因有此预期，黄对首批入驻商铺类型自有考量。1930年工部局对该地段中心整幢四层洋房月租金估值为1000两（实际稍低），相当于南京路整幢商铺租金。除开设分号外，黄还办了几家新商铺，最有名且影响深远的是宁波路口萝春阁茶楼。
**李耀亮和萝春阁茶楼**
上海茶楼在清末曾经历长繁荣期。1876年《沪游杂记》记载公共租界洞天、一壶春、丽水台、松风阁及城隍庙湖心亭等茶楼，后续笔记小说多有类似内容。这些著名茶楼多设于人口稠密商业区，选址装潢讲究，“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在时人眼中是新鲜有趣值得盘桓的场所，外地人初到上海常列为必去之处。
清末茶楼内部
不过，清末茶楼吸引顾客并保持盈利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环境，而是鸦片和妓女。这两件事在当时不仅不违法，甚至算社会风尚。茶楼大多辟专门空间，备华丽烟榻器具，提供鸦片，兼作烟馆。另外，清末富家子弟冶游之风盛行，大量妓院从城内迁至公共租界。早期名茶楼多出现在妓院林立的福州路及以南地区，与此风气密切相关。例如一度最著名的丽水台茶楼开在三茅阁桥畔（今延安东路），高楼临水风景好，更重要的是楼下即幺二堂子荟聚的东西棋盘街。时人坦言在茶楼饮茶意不在茶，而是“万楼莺燕，笑语皆通”。既然妓女进入茶楼揽客被经营者默许甚至鼓励，这也成了常态。
进入20世纪，社会开始变化。民初以后租界加大禁烟力度，虽未真禁绝，公开营业烟馆渐渐消失，茶楼副业难以为继。1920年代租界开始禁娼，效果不大，但社会风气比起清末已有很大转变。鸦片和妓女不再是时髦生活方式表现，而被视为社会阴暗面或腐朽落后代表。不过妓女在茶楼拉客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甚至在营业执照中有明文规定允许，这种风气尤其以福州路历史悠久青莲阁最为有名。
1920年代中期，上海报纸根据本地茶馆现状做了简单分类，大致有老虎灶、小茶馆和茶楼三种，价格依次升高，老虎灶供应茶的价格大约只有茶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前两种往往成为“宵小匿迹之所”或经常有人抽头聚赌等，因此一般说的上海茶馆都是指有一定规模、座位宽敞、也比较讲究装潢的茶楼，大多位于商业区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城内茶楼主要分布在城隍庙附近；公共租界依然以福州路最为集中，其中四海升平楼、长乐和青莲阁最为著名；其次是南京路。到1920年代末，社会公认上海最好的茶楼是南京路湖北路口的一乐天和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仝羽春两家，茶价也相对昂贵。
1930年萝春阁、黄隆泰及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茶楼示意图
1930年7月的萝春阁茶楼
1930年6月，萝春阁茶楼开业，前期筹备由黄楚九亲自过问，日常营业由其选定经理李耀亮负责。
茶楼开业后，黄楚九很快又开了一家黄隆泰茶叶号，位置就在茶楼隔壁。从后来披露的投资情形看，萝春阁初始资本为1.2万元，黄隆泰为2.6万元，茶叶号很可能是与茶楼相关联的，至少从黄楚九的角度，这是从原料和成本两方面保障茶楼的主要货源。
另外，上海的本地茶楼有个特点：除了茶水外不供应任何点心茶食，但允许小贩进来叫卖，客人也可以出钱叫茶楼伙计代为跑腿外购。渐渐的有些茶楼允许生煎摊摆在门口，或者愿意将一楼的门面租给生煎摊，方便顾客能随时吃到点心，也是传统茶楼向新时代的一种妥协。生煎摊则看中了茶楼从早到晚都会有茶客上门，等于双方互相借个光，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业区，茶楼和生煎摊是个常见的组合。开业之前黄楚九也为萝春阁选定了楼下的生煎摊，当时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这件事的后续影响不小，萝春阁的生煎在上海饮食史上都值得专门提及，内容也相当丰富，详见下篇，本文就不再展开。
如上文所述，清末开始上海的茶楼就副业众多，除了表面的热闹多变，也不难看出茶楼依靠主业卖茶恐怕不怎么挣钱，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复合经营，比如当时很重要的行业茶会。每日清晨同业的商人约定在某家茶楼聚会，打听商品价格，交流行业信息，或者直接进行交易，风雨无阻。这是上海很多行业惯用的经营方式，并且一直保留到1950年代。原本上午是茶楼生意相对清淡的时段，散客不多，早茶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不过只要有茶会，那么必然人声鼎沸，往往聚集了数十到数百人。上文提到的几家著名茶楼都有自己固定的行业茶会，如青莲阁的米茶和棉纱业，一乐天的板箱旧货和仝羽春的五金铜锡，萝春阁的二三楼则是煤业茶会。之后还曾经有过麻袋、木业和五金器件的茶会。另外最初黄李二人一度考虑过将第四层楼租给弹子房，这也是茶楼常见的副业之一，后来也确实经营过一段时间。
根据行业惯例，萝春阁起初申请执照的时候也是准许妓女拉客的。李耀亮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的目标是向一乐天和仝羽春看齐，吸引中上层顾客，自然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茶楼所谓的“准许”就是不收妓女的茶资，或者事先发给免费的茶券，方便她们自由出入。李耀亮吩咐伙计任何人进门是客，一视同仁地收茶钱，拉客的妓女很快就绝迹了。
不过茶楼依然还是需要想别的办法招徕客人。李耀亮在上海的人面很广，对于茶楼经营自有想法。萝春阁规模不小，陈设精雅，茶叶供应也有保障，先天条件不错，李耀亮的应对之道是在萝春阁三楼开设书场，请苏州评弹的名角到茶楼演出。
评弹在当时是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大多在专门的书场或游乐场中表演，也有一些附设于茶楼，著名的如城隍庙得意楼，不过租界中并不常见，影响也有限。1920年代末，有旅馆偶然在楼下开设书场，没想到听客反应热烈，于是引发了同行纷纷效仿。比萝春阁开业的时间稍早一些，跑马厅东南角新建的东方饭店将二楼辟为书场，延请名家说唱。最初二楼是计划做跳舞厅的，所以空间充裕，座位也宽敞舒适，经营者花了不少心思，东方书场很快就打响了名声。
李耀亮不知是不是因此受到启发，决定将书场作为萝春阁的副业。9月16日晚上萝春阁茶楼正式开书。先是杨斌奎杜文奎弹唱《描金凤》，接着朱耀良讲《七侠五义》，每晚从八点到十点三刻，大受顾客欢迎。年底又增加了著名的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几乎场场满座。不久又加开午后的日场，并且延长了夜场的时间，评弹之后还有正在流行的滑稽表演。茶楼从早上七点开到午夜，早茶140文，午晚茶都是小洋1角，不过有了书场之后，小洋1角就是书座的价格，茶算是奉送的。300个书座每天晚上都能售出，局面之盛可以和东方书场媲美（东方书场是每晚2角）。
1931年初，李耀亮请说《杨乃武》著称的李伯康到萝春阁表演，阴历年底照例是评弹会书的时候，李伯康集合了众多同仁一起会串，将杨乃武故事改编成“书剧”在茶楼演出，场面火爆。也因此东方书场感觉到了威胁，萝春阁请了润余社的名家，东方就请实力更加雄厚的苏州光裕社，两家开始打对台，也经常互相挖角。
这一时期萝春阁的营业不错，当时房租每月700两，加上7%的房捐，萝春阁能够应付裕如，而且正如黄楚九和李耀亮希望的那样，吸引到一大批中上层的茶客光顾，也建立起很好的口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隐然与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并列。另外由于书场的成功，在萝春阁之后开设的西藏路天蟾茶楼和迁址重开的青莲阁也都将书场引进茶楼，成为一时风气。
**黄楚九身后的萝春阁**
黄楚九对浙江路的前景抱有很大期待，不过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前景是否能实现的关键在于三星舞台这座戏院是否能够成功。1930年前后上海地产发展势头正盛，戏院和浙江路改造都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将签下的长期租约抵押给不同的公司，获取贷款用于造楼。戏院高大宏伟，全部用进口柚木铺地，装潢和设备都很豪华，内部有超过两千个座位，差不多是用最新式电影院的标准建造的，不过用作京戏演出而已。工期也相当紧迫，最后总算是在农历新年前完工，赶在大年初一正式开幕，以唱老生的名角小达子李桂春为号召，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不过第二天就被工部局叫停。当时传言说因为当局担心赶工造成建筑质量草率，或者官员有心索贿，所以三星舞台并未获得执照。几天之后事情平息再度开业，又传出消息黄金荣不满三星大舞台与自己的荣记大舞台重名，黄楚九不得不答应去掉这个“大”字。三星和黄楚九原本就备受社会关注，这些真假难辨的传言让很多人觉得三星似乎出师不利，最初几个月的营业状况也远不如预期。
其实从戏院工期的紧迫和浙江路商户逼迁来看，很可能这两处翻造的资金压力都很大。戏院歇夏结束以后，由于经营者的苦心筹划，排演新戏应市，三星的生意渐渐好转。下半年浙江路上黄楚九的各处商号也都陆续开始营业，萝春阁兴盛的书场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黄楚九当时有严重的气喘病，1930年夏秋以后健康状况恶化，9月底上海传说他已经去世，一度引发日夜银行储户的恐慌，纷纷要求提款，后来发现只是谣言事情才平息。1931年1月初，黄楚九病势沉重，外界又有传言说他已去世，而且据说还有三百多万债务，日夜银行再次出现储户挤提。据说这件事给了黄楚九最后一击，他于1月19日病逝，日夜银行无力应付储户的提款要求而倒闭，黄家宣布破产，由此引发了黄楚九身后一系列的债务清算。
清算耗时不短，其中黄楚九独资开设的店铺是最容易处理的部分，大多是位于浙江路上才开不久的新店，资产债务都很清晰，也最快售出。4月初，萝春阁茶楼以10400元的价格出盘于李耀亮，此前几个月因为清理而积欠的房租也由李接手，他同时还买下了黄隆泰茶叶庄。
黄楚九和李耀亮
对于萝春阁的营业来说一切如常，偷鸡桥和浙江路一带的市面渐渐发展起来，茶楼和书场的生意也很稳定。1931年冬天，书场倚重的李伯康被东方挖走，李耀亮烦恼之际跟朋友陆澹庵说起要去苏州另聘名家，陆澹庵说不如另编新书请人弹唱，并建议就用前一年在《新闻报》连载的《啼笑因缘》作为底本改编。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连载了近八个月，大受读者欢迎，还造就了一大批“啼笑因缘迷”。陆澹庵也是忠实读者，当时正在报纸上写“《啼笑因缘》之商榷”，连写了11期。李耀亮大喜，请求陆澹庵来编这部弹词，并且第二天就将弹词家赵稼秋介绍给陆。之后经历了一些波折，赵稼秋误以为陆澹庵不肯将弹词交给自己表演，于是和朋友朱耀祥搭档，另找名作家姚民哀编写了一段。
1932年夏天，李耀亮请朱赵两位到萝春阁书场表演，听说他们竟然能唱《啼笑因缘》，立刻为两人制作了灯牌宣传，7月28日夜场正式开书。从这一天开始，萝春阁每晚听者云集。十天之后，编好的内容唱完，姚民哀因为身体不好无法再写，朱赵两人勉强支撑了几天。李耀亮明白书场对茶楼的重要，再次请求陆澹庵帮忙将书编下去。原本夏天是生意淡季，不过《啼笑因缘》的吸引力实在强大，朱赵在萝春阁说了几个月，始终卖座鼎盛。弹词《啼笑因缘》后来成为名作，每一代都有名家表演，萝春阁不仅是这部弹词的首演之地，也同时捧红了朱赵两位。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萝春阁和西藏路天蟾、福州路长乐并列上海营业最盛的三家茶楼。1935年前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市面渐渐萧条，天蟾停业，萝春阁也受到很大影响，李耀亮和副手胡铁耕因此寻求外界资金注入，同时也尽力维持萝春阁的经营，1934年中萝春阁在评弹之外一度增加了“群芳会唱”，1935年请到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根据当时的记载，晚上八点半，萝春阁楼下的生煎炉子已经熄火，但踏上楼梯就看到客满的牌子。到了年底，萝春阁请到红极一时的女弹词家徐雪月和她的两个师父合作出演《三笑》，原本这是末档送客书，没想到晚上十一点一刻三徐上场时，客人不但不走，甚至还有人专为听这档书进场的。
1935年11月底，李耀亮忽然中风病逝，经理一职由他的弟弟李耀星接任，一度出现股东纠纷，平息后经过重新装修于1936年4月再度开业，这次将朝南的转角楼面开放，四面临风，茶客坐在楼上视野也更加开阔，另外随着当年的物价变化降低了茶资。1930年开业时是早茶140文，午茶小洋1角；1934年涨到2角；这时候降到早茶120文，午茶220文。
不过这时候萝春阁的营业跟李耀亮时期差别很大，股东纠纷渐起，不久之后再度易主。之前南京路上三大百货公司先后开设了广东茶室，1930年代后期忽然大受欢迎，虽然更接近餐厅，但毕竟号称茶室，营业时间又很长，对传统茶楼的营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抗战时期萝春阁茶楼的营业更加衰落，1942年时已经关门停业。不过有帮会中人看中了这个地点，楼下关门，楼上则偷偷地开出赌场，很快被租界稽查处破获。之后194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在浙江路原址下收录了“萝春阁福记茶社”，按照当时上海商业的习惯，更换业主多半会更改加记，这应该是又一次易主之后的重新营业，但也没有维持多久。抗战胜利后萝春阁茶楼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只是浙江路462号这处门面依然每天生意兴隆，售卖的是萝春阁的生煎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