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三评】“2026 暑期档新生态”——
历史题材集中释放,流水账背后的强行共情
作者:陈昱坤
今年夏天,国内电影市场迎来了一波主旋律历史片的密集上映。从革命战争到城市谍战,再到古代海战,这些投入巨大、明星云集的大制作,紧扣国家统一这一母题,显露出梳理历史脉络、凝聚价值共识的野心。但热闹过后,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摆脱了“高大全”式口号宣传后,这些作品是否跌进了另一种陷阱?用流水线式的生产取代精神交流,用短平快的类型套路置换对历史的敬畏,这成了不少创作者的惰性选择。从《四渡》叙事上的支离破碎,到《抓特务》里价值观的暧昧与类型的撕裂,再到《澎湖海战》因撤档引发的立场争议,种种迹象表明,当下的主旋律历史题材创作正深陷路径依赖的泥沼。
不少观众都有同感,如今革命历史片里那种恢弘厚重的质感,正被堆砌的流水账式分镜头所稀释。以《四渡》为例,主题虽宏大,但战争场面透着明显的拼凑赶工痕迹。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国民党高层的内部对话,不同分镜脚本仿佛出自不同团队之手,拼盘感强烈。对白和场面缺乏统一调校,导致剧情推演出现大量空白。在这种流水账结构下,《四渡》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转场套路:每段战场戏结束,接着就是战士牺牲加闪回回忆。这种创作上的偷懒,实则暴露了主创对战争残酷性与牺牲精神的双重回避。当炮火连天的画面与拖沓啰嗦的对白交替出现,观众感受到的并非历史的意义,而是一种被强行要求共情的不适感。
更明显的问题在于,影片未能让观众清晰理解历史背后的革命指挥逻辑与伟人战略哲学,反而在不断消耗的攻防战中强制植入“抒情”。主旋律影视剧的另一大症候是文戏尴尬,创作者常为了呼应某种“革命道义”或“集体精神”,刻意安排对话桥段,好似仅为过审而硬塞的合规情节。以《四渡》为例,无论是收编土匪孩童、铺陈战友情谊,还是浮桥弃重炮的抉择,冗长繁杂的对话搭配危机情境,既不符合史诗定位,也不合情理逻辑。到了四渡赤水的高潮部分,甚至凭空捏造了毛蒋二人沙盘对垒的虚拟场景,将复杂的军事博弈简化为隔空斗智的二人转棋局。这种做法把历史复杂性降维成戏剧爽感,也将人民的历史简化为一场沙盘游戏。
当虚构的沙盘博弈替代真实的战场决策,这不是还原历史,而是在发明一种“赢学”——一种预设胜利结局、再倒推情节的逻辑闭环。这种“将果倒为因”的叙事逻辑,在《抓特务》中呈现为另一副面孔。该片改编自豆瓣9.4分的神剧《无悔追踪》,原著最震撼之处,在于构建了一种身份错位与历史荒诞感。潜伏特务因真心认同新中国建设而屡获表彰,执着追查的警察因收听敌台而被疑为特务入狱改造。正邪双方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遭遇消解与重估,指向的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凝视。然而影版彻底打破了这种微妙平衡。肖大力被塑造成单一的坚定英雄,冯静波被简化为懦弱罪人,最后的对峙变成了一场态度端正的忏悔仪式。有评论辛辣指出其结局“对得像一出晚会小品”。当历史的反思性被安全逻辑磨平,个人命运被简化为主旋律注脚,原著中关于信仰、牺牲与时代错位的悲剧,便降维成了一个“好人”与“坏人”相互为难的庸常故事。
当创作者将历史工具化,把复杂人物简化为政治传声筒,他们非但没完成凝练历史共识的使命,反而在撕裂共识、模糊革命价值。就创作者与观众的撕裂而言,《澎湖海战》的撤档暗示了更严重的问题。影片以施琅率清军收复澎湖、击败明郑政权为主线,试图以古喻今。但施琅叛明降清的“贰臣”身份在网络舆论中引发巨大反弹——让被部分群体贴上“汉奸”标签的历史人物担任统一叙事主角,本身就与大众情感产生严重错位。
自《集结号》以来,美式战争片技法被大量借鉴至中国革命题材电影中。这种源自好莱坞的拍摄体系,强调战争场面的流畅切换、快速剪辑与爆炸震撼,士兵手持高频率连发步枪,个体战士勇武超群,战斗被处理为充满“爽感”的视觉消费。它一方面代表着电影工业流水线的成熟与创作体系的完善,也让不少创作者意识到战争片与历史片可被类型化处理。只是在高成本与严密镜头书写之下,电影虽无逻辑漏洞或廉价质感,却让观众觉得只是“大制作”“大场面”。当好莱坞式技法将中国革命处理为交战双方的场面爽感时,革命历史变得简单化和庸俗化,那些最具传播力的历史内涵、战略智慧、群众路线与信仰力量便被架空。
实际上,影视创作者表现出的创作惰性与价值输出撕裂,在前段时间《抓特务》的营销争议中已集中爆发。从《芳华》的14亿票房到《抓特务》预测的1.3亿,冯小刚个人票房号召力的断崖式下跌,正是代际审美鸿沟与创作惰性叠加的双重效应。用工业化的视觉语言和标准化的类型公式,去包装一个“安全”的历史空壳,这与其说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审美迭代,不如说是一次狡猾的创作规避——以精神传承、战争奇观的名义,将历史涂抹成可供消费的华丽壁纸。
真正想让历史题材走出困境、实现破圈,靠堆明星、砸预算是不行的,得在根上换一套“打法”。拍摄革命历史电影,需要创作者深入调查研究,作品应是对史实、民情、舆论、价值全方位考察后的智慧结晶。主旋律不意味着生硬说教,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活泼的,它是就问题谈问题,绝非套用以往“流量明星+题材正确+政治正确”的票房收割公式就能奏效。在当前各方预算收紧、资源投入不匹配的影视制作行情下,以往观众可能未察觉的硬伤或漏洞会很快露馅。这些影视资本过热时养成的“富贵病”,接下来愈发考验创作者的人文素养与分析能力,也愈发需要宣传方校对宣发物料的信息准确一再校对,而不是继续遵循以往的工作惯性依葫芦画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