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元
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尘埃落定，“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拥有的第61项世界遗产，不仅填补了“瓷”类遗产的空白，更以完整的形态，展现了古代丝绸、茶叶与瓷器这三大文化载体在对外商贸中的辉煌轨迹。
这一庞大遗产体系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以及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五部分构成。其中囊括了15组遗产要素、45个具体点位，全方位映射出古代手工制瓷严谨的产业分工。千年窑火从未熄灭，它铭刻着文明的交流互鉴，也见证着历史的继往开来。
悠悠昌江水，流淌着漫长的瓷业岁月
英文中，“中国”与“瓷器”同译为“China”。关于这个词源头的争论从未停歇，但在景德镇民间，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china”源自“昌南”的音译，而昌南正是景德镇的古称之一，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东晋时，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荆州刺史陶侃在此平定江东寇乱。为彰其功，昌南改称“新平镇”。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置新平县。至天宝元年，县名改为“浮梁”，寓意“溪水常泛，民多伐木为梁”。提到浮梁，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名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叶作为当地特产，暗示了此地森林茂密，足以支撑瓷窑对柴薪的巨大消耗。
“景德镇”这个名字，始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当时，浮梁地方奉旨烧造御用瓷器，器底书有“景德年制”四字。这些瓷器“光致茂美”，迅速风靡海内，天下人遂统称其为“景德瓷器”。真宗皇帝特赐产地名为“景德镇”，沿用至今。当然，早在获此殊荣之前，依托昌江便利的水运，这里的制瓷业早已声名远播，行销四方。
虽然世界各古文明皆烧制陶器，但唯有中国古代先民成功创制了瓷器。瓷器原料并非普通黏土，而是富含铝硅氧化物的“瓷石”或“瓷土”，方能经受住1200℃以上高温而不变形。此外，陶器无釉，瓷器则覆盖着坚硬光滑的玻璃质釉层。景德镇及周边地区瓷石矿藏丰富，主体成分为绢云母和石英。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之一的长岭瓷石矿遗址，便是规模化生产的有力实证，其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
《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及制陶经验，先民们烧制出超越陶器的瓷器。至迟在唐代，这里出产的瓷器已闻名遐迩。清代《景德镇历代窑考》描述：“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相传“陶窑”得名于烧造者陶玉，他将瓷器带入关中进贡朝廷，被时人誉为“假玉器”，从此“昌南镇瓷名天下”。当然，知名瓷器不止于此，《景德镇陶录》还记录了另一种名瓷“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唐武德四年，朝廷曾专门下诏，要求霍仲初制作的“霍器”进贡，足见其质地非凡。
自唐至宋，景德镇特产多为“青白瓷”。其釉色白中泛青，素雅如玉，质地坚润。因属饶州府管辖，故得名“饶玉”。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宋代瓷窑林立，官、钧、汝、哥、定并称“五大名窑”，景德镇窑虽未列入其中，却在官方与民间享有极高声誉。北宋彭汝砺在《送许屯田》诗中感叹：“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他在诗后自注道：“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由此可见，景德镇“饶玉”作为名贵特产，历来备受地方官觊觎，常以“买”之名行掠夺之实。像许屯田这样不与民争利的官员实属罕见，难怪当地父老交口称赞。
山藏高岭土，钴料绘就青花魂
元代以前，景德镇长期沿用“一元配方”工艺，即以粉碎的瓷石为主要原料。工匠将开采出的瓷石经水碓舂碎、淘洗、蒸干，制成形如土砖、便于运输的瓷土块，这种“土砖”在当地被称为“白 （dǔn）”。施于瓷器表面的釉料同样由瓷石加工而成，当地称配釉原材料为“釉果”，其中含有的金属元素有助于釉面显色。
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迎来重大飞跃，从单一瓷石的“一元配方”转变为瓷石与高岭土混合的“二元配方”。“高岭土”以其产地高岭命名，英文名“Kaolin”亦源于此。它是一种细腻纯净的白色黏土，主要成分为含铝硅酸盐的高岭石，此外还含有蒙脱石、伊利石、石英、长石等。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粱山（即高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这说明，单用高岭土无法成功烧制瓷器，但若将其与瓷石按特定比例混合，便能显著提升成品质量。原因在于，瓷石烧成温度约1200℃，若瓷胎过大易变形；而高岭土含铝量高，可耐受1300℃高温，极大地增强了瓷器的坚固性与洁白度。由此烧制的瓷器享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也为后续技术突破奠定基础。
赫赫有名的景德镇青花瓷，诞生于元代。顾名思义，其核心特征是淡雅鲜明的“青花”——即白地蓝花的“釉下彩”。蓝色源自钴料，工匠在瓷胎上绘制图案后，覆盖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并非景德镇独有，但其能驰名中外，关键在于本地瓷土洁白无瑕，为渲染青花提供了绝佳底色。而让青花格外鲜亮的点睛之笔，源于东西方长期的贸易与文化交融，那便是原产于西亚的钴料“苏麻离青”，经由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苏麻离青”烧制的青花瓷，又通过海路销往西方，成为东方“瓷之国”的闪亮名片。
明代是青花瓷大放异彩的时期。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专供“官窑”瓷器。明中期以后，“官搭民烧”成为常态，推动了民窑水准的整体提升。万历年间成书的《窥天外乘》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骔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这段记载显示，明代以“苏麻离青”为主料的时期，恰与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航线的阶段相近。有学者推测，永乐、宣德年间所用的“苏麻离青”，极可能是郑和下西洋后通过海上贸易输入。这种钴料锰含量低、铁含量高，烧成后因铁离子析出，自然形成黑色结晶斑，宛如水墨晕散。低锰含量使蓝色纯正，不带紫、红等杂色。但随着郑和下西洋终止，“苏麻离青”输入中断，最终成为绝响。
即便“苏麻离青”断供，青花瓷技艺并未失传。此后，景德镇转而使用产自江西乐平的“平等青”（又名陂塘青），其铁含量适中，色泽淡雅。此外，也曾采用新疆吐鲁番的“回青”，需与江西高安的“石子青”按比例混合，以达到最佳显色效果。另有使用浙江产“浙料”的情况，虽颜色较暗，却能呈现丰富的浓淡层次。
海外叹奇珍，瓷都声名久扬
16世纪初，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在代表作《三博士来朝》中，描绘了《圣经》所载耶稣诞生时三位东方博士朝拜的场景。画中一位博士手持小巧的青花瓷碗，碗身绘有精细的东方式花草图案，这是中国青花瓷首次现身欧洲绘画。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人接触到的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产的青花瓷，这类瓷器有个专有名称“克拉克瓷”。该词来源颇具戏剧性，始于一场不太光彩的海上劫掠。1602年，荷兰人在非洲海岸劫持葡萄牙商船圣亚哥号；次年，又在马来西亚东海岸截获葡萄牙商船圣凯瑟琳娜号。这两艘船上满载从中国购入的景德镇青花瓷，在荷兰高价拍卖，引发欧洲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捧。“克拉克”本是葡萄牙语“大帆船”（carrack）之意，因这两次事件，被荷兰人直接借用来指代中国外销瓷器。中国瓷器一度被视为彰显品位的珍宝，甚至有人深信青花瓷具有神奇解毒功效，用它盛装食品饮料，可免遭下毒之虞。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景德镇生产了大量“定制款”瓷器。越来越多的“克拉克瓷”远渡重洋，既满足欧洲实用需求，又展现中国传统工艺之美，潜移默化地掀起“中国风”热潮。庞大的海内外市场令景德镇瓷业规模空前，呈现“千窑升火，万匠制瓷”的繁荣景象。明代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描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清代景德镇产品增加五彩、粉彩等彩瓷，风格更多样。同为清代外销的“广彩瓷”也与景德镇渊源颇深。在清廷“一口通商”政策下，广州作为唯一外贸口岸，以景德镇白胎为基础，绘制欧洲客户所需的彩色图案并二次烘烧，制成中西风格交融的“广州织金彩瓷”。
中国外销瓷进一步刺激了欧洲本土瓷器的模仿与创新，多国展开制瓷探索。18世纪末，英国斯托克市推出“蓝柳”题材瓷器，不仅在蓝白配色上模仿青花瓷，中心图案也融入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元素：垂柳、亭阁、流水、小桥，以及天上的一双飞鸟和桥上的人影。商家为营销编造了一则“中国爱情故事”，称画中展现的是：遥远中国，富家千金与贫寒青年相爱，遭女方家庭阻挠，桥上人影即为私奔男女及追赶的父亲。最终情人双双殉情，化作比翼双飞的鸽子。这个故事中国人鲜少听闻，却在欧洲广为流传，并于20世纪30年代被美国迪士尼改编为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