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远
中国画《说红书》，作者方增先。
20世纪堪称中国人物画变革最剧烈、成果最丰厚的阶段。不仅画家队伍庞大，作品数量与质量双双跃升，各类学术展览及交流活动的频次也显著增加。作为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梳理并客观呈现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发展脉络，是一项极具研究价值且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完成这项任务并非易事。回顾画史，对于年代久远的早期绘画，研究者往往能凭借时间距离带来的沉淀，达成较为公允的共识。相反，思想解放、观念活跃且艺术形式多元的近现代史，因缺乏足够的历史沉淀，处于动态变化中，把控起来难度极大，这也导致其成为美术史研究中的短板。此前，关于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独立研究虽偶有零星论著，但多局限于专题或阶段性探讨，鲜见一部真正贯通百年、兼顾创作实践与理论评论的系统性专著。裔萼新近再版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历经7年史料搜集、作品追踪及画家个案访谈，从治史手法到论史方法，为相关领域提供了重要启示。
传统人物画史书写常以朝代更迭为经线，名家名作为纬线，编织风格演进图谱。这种写法条理清晰，却易陷入两难：一是将复杂历史简化为风格的线性替代，二是将人物画窄化为笔墨语言的流变。实际上，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演进并非通向某种既定“现代”形态的单行道，而是一场围绕“如何以图像回应现代中国之变”展开的多声部对话。因此，研究焦点不应仅局限于风格革新，更应关注画家在社会变革面前的精神回应、价值抉择及身份重构。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突破在于，未将“现代性”视作生硬标签，而是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范畴，构建出一个充满张力的问题讨论场域。作者未回避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画家与作品，反而视其为理解主流叙事形成的关键参照。例如，书中对民国时期坚守传统文人路径画家的细致剖析，绝非怀旧式的补遗，而是借此揭示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现代性”是在传承与变革、守成与开新的拉扯中生成的历史逻辑。这一策略打破了“进步史观”的单一维度，还原了历史图景的复杂与真实。
史料视野的开阔推动了研究的深化。除传统画作与文献外，作者广泛征引近现代报刊、展览评论、美育文件乃至画家书信日记，将以往被视为“边角料”的资料提升为理解作品生成语境的关键证据，增强了研究的立体感。通过“以图证史”与“以史解图”的双向互动，本书借助这些边缘史料，对多位此前被相对忽视的画家进行了重新评价。这并非刻意翻案，而是基于对作品的细读和史料的重勘。这些个案证明，“风格史的演进”与“社会史的变迁”存在深刻的同构关系，人物画的形式语言并非纯粹的审美自律之物，而是特定历史境遇中主体精神的结晶。这一观点为困扰学界已久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难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回应。
展开全文
若说治史手法决定研究格局，论史方法则关乎论述说服力。优秀的美术史研究应是审美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融合。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为例，作者始终将形式分析视为意义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在讨论蒋兆和《流民图》时，并未止步于水墨写实技法的技术性阐释，而是深入剖析画家如何通过人物表情的细微刻画、个体间疏密关系的处理，传达出一种“无声的呐喊”。技法分析在此成为通往理解历史情境的桥梁，使作品的形式语言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历史见证。
面对20世纪多元并存的画派格局，开展多向度比较研究，既能厘清艺术脉络，也有益于在意象并置中拓展认知维度。例如，在探讨“新浙派”人物画时，作者既将方增先、李震坚等人的创作置于与“长安画派”“新金陵画派”的横向比照中，又将其纳入文人画传统与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纵向源流里，使地域画风的特点在对比中愈发清晰。
保持对“话语权力”的敏锐省察，是许多学者容易忽视的一环。相较于鲜明地陈述个人观点，作者认为，以审慎、有节制的表述，将个人学术观点、判别标准与作品及其历史背景结合，给出分寸得当的评说，并充分呈现史料素材，给读者留出判断空间，才是治史应有的态度。同时，研究者在史论阐释中，不仅要追问画家画了什么、怎么画，更要追问为何某些题材和风格在特定时期被推崇，而另一些被边缘化。这种带有知识社会学性质的自觉追问，能使美术史研究超越单纯的艺术鉴赏评判，不仅成就一部艺术风格史，更形成一部关于人物画如何被观看、被评判、被塑造的观念史。
能否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客观、系统、深刻的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撰史者学术勇气、眼光、基本功及治史态度的考验。《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以宏阔视野驾驭纷繁史料，以精辟解析照亮幽微形式，更以深切现实关怀赋予历史当代意义。此书为今日学者如何书写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的艺术史提供了方法论范本。它证明：艺术史研究既不能退守为纯形式的风格鉴赏，也不能简化为社会史的插图式注解，而必须在审美自律与社会回应之间保持理性的辩证眼光。
如今，当我们再度探讨“中国人物画如何回应时代”这一命题时，《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所梳理的成功与挫折、突破与困境，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参照。其中，对“写实”与“写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重关系的冷静剖析，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有益启示。从史料钩沉到史观构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入，期待更多学者以兼具史学厚度与思想锋芒的著述，为该领域开辟新境。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