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正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在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的工作轨迹中，“手”是一个高频词。初次隔着手套触碰文物，她仿佛接住了来自千年前的体温，这份与石刻零距离接触的特权，除了修复师无人享有。此后，她和团队耗时8年，为千手观音那只“无据可依”的残臂，装配了一只可拆卸的“义肢”。这双手曾生过冻疮，也被化学试剂刺激得过敏，如今正将30年的经验传递给新一代文保人。
近日，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授予陈卉丽“全国文物大工匠”称号。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中，她反复提及一个观点：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即是抢救生命，旨在让文物“延年益寿”。
陈卉丽在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受访者供图
首次触摸文物的情景，她记忆清晰。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即大足石刻博物馆），每位修复师都兼任讲解员。这是老馆长郭相颖定下的规矩，旨在让员工摸清家底。在此之前，修复师需承担一段时间的讲解工作。
1995年，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30岁的陈卉丽调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启了为期11个月的讲解生涯。此前，她主修针织专业，曾在丝织厂、塑料厂任职。博物馆里，文物隔着围栏，也隔着数百上千年的时光，与她遥相对望。
日复一日面对石像，起初只是背诵解说词，渐渐地，她读出了它们的表情。“石质风化，出现断裂残缺，彩绘脱落，有的‘生病’痛苦……”她暗自思量：若能修复它们，该多好。
11个月后，单位组织讲解员考核。这位半路出家的跨界青年，笔试夺魁，面试第二，加之具备化学和材料学背景，随即被调至保护工程中心。
“讲解员摸不到文物，因为禁止触摸；但修复师可以。”陈卉丽说道。
至今难忘初次触碰的感觉，“一接触就有反应：古人真了不起”。隔着手套，感受石质的温度、纹理，粗糙或光滑，那是古代工匠一锤一凿留下的痕迹。
历经30年修复生涯，陈卉丽总结出一套“望闻问切”法。望，是用眼看；闻，是用鼻嗅；问，是打听历史；切，是用手触摸。“站在下方，一眼便知它哪里不适。”
但“看”仅止于表面。内部病害如空鼓深度、裂隙大小，需依赖红外热成像、X射线探伤、超声波检测等仪器。她将此举称为“中西医结合”，强调“传统与科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石像修复中，部分部位沿用传统材料，如金箔黏合剂使用大漆。“在重庆潮湿气候下，大漆效果最佳，这是实验验证过的。”至于材料浓度、注入裂隙的力度轻重，仪器往往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全靠无数次试错练就的“手感”来判断。
牵挂千手观音的那只“残手”
从初唐第一锤凿石之声在重庆大足尖山子响起，大足石刻已在崎岖山间屹立千年。其中，千手观音造像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摩崖石刻，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历经800多年风雨，造像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34种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展开调查，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出任石质修复组组长。
除病害复杂，千手观音体量巨大——220平方米展开面积、1007只手，且与山体相连，属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人员只能在脚手架上，或躺或跪或趴，迁就文物。国内外均无成功经验可循，每一步皆由陈卉丽团队自行摸索。
如今，参观者立于千手观音前，难辨有一只手可拆卸。当时，这只手究竟修不修？如何修？困扰了陈卉丽数月之久。
此手位于主尊像6组手中，早在1945年已残缺，此前曾被一块手帕状泥灰不当修复。当团队去除后期添加物、准备复原时，遇棘手难题：按对称原则，此手需偏离25度角，方能与对应手对齐。是当初工匠雕刻偏斜，还是另有依据？
陈卉丽带队走访河北、山东等地石窟，查阅大量资料，均未找到参考依据。此残手处于视觉中心，严重影响整体艺术效果。最终，她提出大胆方案——可拆卸式修复。
团队依据对称原则，参照另一侧对应手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义肢”。此举既恢复视觉完美，又为未来留有余地。若将来发现确凿历史依据，可轻松取下重做。方案获专家评审通过。
这只至今未寻得修复依据的“义肢”，“不对外说，其实无人知晓。但我们保存文字、照片、影像记录并主动公开，是为科学严谨，也为将来修复留空间。”陈卉丽解释道。
递出文物修复的接力棒
61岁的陈卉丽已从一线修复转向幕后人才培养。近期，她赴上海授课，面对台下27名学生，包括故宫博物院修复师、浙江古建院博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安岳石窟研究院研究员，还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
她讲授石质文物病害辨识、机理、材料筛选、修复工艺，以及修复理念原则的实践落地。“理论知识要讲，但技能培训更重要。”她说，年轻修复师学历高、理论扎实，但知识如何结合实践，需训练过程。如“真实性”“最小干预”等国际通用原则，在具体修复中如何贯彻，必须到工地去体会、去感受。
陈卉丽指出，当前我国文物保护需求巨大，一线人员短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基层修复人员落地实践，让研究成果落地是我们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责主业。”
一线修复环境艰苦，挑战严峻。她坦言，若无决心毅力，难做好此项工作。因此，她花更多时间讲课培训，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一线实情，愿意沉下心来加入队伍。
“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许多培训班，各文保单位、管理机构、修复公司均派人参加。”陈卉丽比喻，抢救性修复如同“救回文物命”，后续日常保护则需久久为功。
她仍用医生看病类比：“定期对文物‘体检’巡诊，有点小病马上处理，不让轻症变危重症。”文物提倡预防性保护，日常保养即为此措施之一，“改善生存环境，让它们不易生病”。遇极端天气，文保单位加强监测，避免自然因素影响。
她带过的年轻人中，硕士阮方红几年前听故事慕名而来，现已能独立完成从方案编制到本体修复的全过程。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00后朱海，也进入她所在部门工作。“保护工作像愚公移山，一辈子干不完，所以接力棒要一棒一棒传下去。”陈卉丽说。
20世纪90年代，陈卉丽刚入行时，修复环境远逊今日。她回忆，那时许多文物点不通公路，他们坐双排座客货车出发，前排坐人，后排拉工具材料；车到不了处，下车走几十分钟泥巴路。吃饭是难题，冬天只带面包、喝凉水；上厕所就地解决；中午困了，就地打盹。
“那时经费不足，脚手架仅是钢管搭成。一名修复人员将绳子拴腰间，爬上修复高度，再将绳子甩下，吊起工具箱，下一人再爬钢管上去。脚手架承载人和工具重量的，仅为几块木质踏板，实则不安全。”
随着国家加大文物保护投入，如今脚手架已进化为安全稳定的升降式设施，“我们可以拿工具和材料走专用爬梯”；文物点基本通公路水电，有了管理房和厕所，装上安防监控系统；修复工具专业化，实验室配备通风橱，个人防护科学到位。
如今，陈卉丽仍能利索且毫不犹豫地爬上脚手架，一如30年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02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