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毛泽东点名调胡乔木到身边工作。他先后担任毛主席政治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作为毛主席最重要的理论文字助手，胡乔木被公认为“党内一支笔”。
晚年，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写道：“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关于1946年与国民党决裂的事暂且不论，单说毛主席力排众议，拍板抗美援朝。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朝鲜战争便爆发了。起初朝鲜方面进展顺利，可美国人一插手，尤其是仁川登陆后，原本势头强劲的金太阳军队瞬间陷入被动，只剩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1950年10月1日，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国庆。当天，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同日深夜，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进驻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紧接着，金日成紧急约见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10月上旬，毛主席连续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朝鲜战局及中国出兵援朝问题。
虽然这些会议内容至今未完全解密，但从现有披露的信息看，与会绝大多数领导人坦诚提出了顾虑：仗打了这么多年，急需医治战争创伤；建国仅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的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展开；国民党留下的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未被肃清，人民政权尚不稳固；此外，解放军装备落后，缺乏制空权和制海权等。
因此，多数领导人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这种几乎一边倒的反对声音，在那些年党内高层中实属罕见。
听完大家的意见，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当时在党内高层中，明确支持毛主席派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大概只有周恩来和彭德怀两人。
10月5日，毛主席紧急将正在西安的彭老总召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彭老总明确表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即便打烂了，也不过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们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
会上，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拥有原子弹等观点，毛主席回应道：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
经过充分讨论，中央领导最终统一认识。这次会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入朝作战。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10月25日，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老总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第一仗。
后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的提议，将10月25日这一天定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1951年1月1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打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文字，表达了对毛主席力挽狂澜的由衷敬佩：
“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