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谢岚成为一所专门学校的编外教师。这所学校专门接收那些有明显行为偏差、难以适应普通校园生活的初中男生——他们或许学习吃力，或许易怒好斗，或许逃学打架，常被贴上“难教”或“教不好”的标签。谢岚与他们共同探索，通过创作戏剧、拍摄影像和书写文字，在“差生”这一刻板印象之外，重新看见了这些少年的青春底色。
这群少年构成了普通教育体系的另一面，他们的经历促使我们反思：当社会上升通道日益收窄时，人的价值感应当锚定何处？幸福又该如何获取？
以下内容为谢岚的口述，部分细节结合其著作《我不是差生》整理。
文｜魏晓涵
编辑｜王珊瑚
少年心事
“在外面逃的这两个月，知道了很多，本来什么都不知道的。原来那么大的社会，都是眼泪啊。”——成岳心
2019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在校门偶遇一位初三班主任。谈及即将毕业的学生群体，他说：“快毕业了，心里有点躁动吧？”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神经：在临近毕业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似“躁动”的少年，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澜？
于是，我递给他们一台相机，让他们自行记录。从4月初到5月底，相机在同学手中流转。照片拍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不乏认真时刻。每周三，教室的大屏幕会播放这些影像。
他们的视角独特，许多画面令我眼前一亮。有人捕捉校运会立定跳远腾空瞬间的张力，有人特写双杠上五官因用力而扭曲的脸庞；还有人记录下身上的纹身——涂黑的小方块、葫芦图案、貔貅形象；或是被帽衫兜帽和面具遮蔽的面容，甚至有一只小猫卡在栏杆间的滑稽模样。连班主任都惊讶于教室狭小空间内竟能发掘出如此多样的拍摄角度。
我在这些照片中感受到一种野性的生命力。
自2014年起，我便在这所学校担任外聘教师。初识他们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王朔笔下那些充满青春期荷尔蒙、能量无处释放的孩子。这是一所全男校，生源多为逃学、厌学或长期沉迷游戏的学生。
拍照结束后，学生们常拿着相机来到我的办公室，将照片导入电脑。窗外垂着葡萄藤，石榴树投下斑驳树荫。我会准备些零食，邀请几位初三毕业生进行“毕业访谈”，或让他们写下内心独白。有人一聊便是两小时，也有摄影技术出色的学生拒绝参与。
这里没有那种“新征程”“前程似锦”式的陈词滥调，孩子们的语言丰富且真实。有人说想毕业又不想毕业；有人说这两年的经历让人似懂非懂，既觉得长大了，又觉得一无所有，甚至感到无聊。
学生成岳心写道：“在外面逃的这两个月，知道了很多，本来什么都不知道的。原来那么大的社会，都是眼泪啊”。
他与我很熟络，自称过着“纽约时间”，整日在外游荡。有时晚上酒吧为了充人气，会付钱让他们坐在台子上。他通常晚上九点出门，清晨五六点才回来补觉。那时智能手机尚未普及，孩子们常在酒吧、街头、公园或网吧聚集。学校里的男老师体格健壮，以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附近的酒吧寻找并带回学生。
另一位叫涛仔的学生整理了过去四年的点滴，写到深夜三点多。进入上海广中学校后，置身于友善和睦的氛围中，他从叛逆暴躁逐渐转变为能感知快乐。九年级那年，他曾担忧自己荒废学业无法补救，未来何去何从。“但我并未颓废，我有家人，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
顺利毕业后，大多数人进入了职校或大专深造。面对毕业，他们怀揣着矛盾的情感：新生活似乎开启，但未来充满迷茫，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支持的孩子。
学生们拍摄了数百上千张照片。那年夏天，我拜访了上海老相机摄影博物馆馆长王骅。看完照片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来给你们办个展览。”他评价道：“很真实，很清新。”这类青少年影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颇为罕见。后来我们举办了两次影展，学生们将其命名为“少年纪”。
观众中有四年级的小女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那位老者看完后，用上海话对王馆长说：“我喜欢这些学生拍的东西，这是我们没有的想法。”
流动的，生气勃勃的
“我喜欢吃自己打发的淡奶油。我最喜欢做红烧肉，整整齐齐的红烧肉躺在碗里，别提多好看了。”——李子龙
若问我对广中的印象，最先浮现的画面是学校小巧的操场，形状不规则，总能看到学生在踢球跑步。课间打闹声起，学生蹭地一下冲进老师办公室。这种状态是流动的。
该校前身是一所“工读学校”。上世纪70年代，这类学校专门收容有严重违法行为且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随着经济发展和治安好转，到了90年代，严重违法学生显著减少，问题转向沉迷网吧、逃学、打架及追随“大哥”。在我任教的这十多年间，“混社会”的孩子少了，最突出的问题变为厌学。现在的孩子似乎更内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困扰更为突出。
来广中前，我是一名报社记者。得知这所学校源于一次采访：一位美国心理专家在上海举办工作坊，通常女性居多，但那场活动来了两三位男性，非常活跃，他们是广中的校长和老师，带着教学困惑前来探讨。
后来校长与我交流，坦言刚任职时担心学生出事，终日压抑紧张，甚至被同行轻视。这在专门学校教师中颇具代表性。改变始于大人的自我质疑：“如果用严格的惩戒和规范教育学生，我和监狱看守有何区别？”
铁门被拆除，校舍粉刷成彩色。活动增多，如看电影、举办CS比赛、参观崇明空军基地，校园气氛由紧绷转为松弛。
有老师指出，一些“异常”行为实则是学生应对家庭和社会压力的平衡机制。有的孩子突然暴怒，甚至在争吵中撞墙，是因为家人吵架时也采取这种自我伤害的方式以迫使他人服从。
我曾目睹一幕：在校门口，几位老师挤在铁门旁，中间站着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孩子。他死死抓着门框摇晃，大喊大叫要出去。老师们焦急地掰他的手指，他便踢打回应，情绪极度愤怒。
后来，我们引导他用绘画描绘情绪变化：导火索是什么，顶点在哪里，如何平息。他能清晰地告诉我爆炸时希望外界如何反应，哪些行为会激化矛盾。这些表达极为珍贵。
许多学生因在原校无法立足而被送来。为何传统学校难以有效解决他们的困扰？一方面，普通学校重心在于成绩，调整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在广中，绝大多数老师并不视其为“差生”。
校内男教师居多，体格健壮，热爱运动，能与孩子打成一片，打球踢球不在话下。他们能从内心理解孩子为何不爱做题，上课走神也是常态。在做教师培训时，有老师坦诚坦言，自己看书不久也会犯困。
在这里，师生关系紧密相连。一旦建立信任，学生便会发生变化。老师们也清楚，沿袭传统路径无法促成这些学生的转变。
学校不再仅聚焦中考，而是留出空间开展项目制学习。老师在屋顶种菜；学生们调查上海垃圾产量，从家庭、社区到处理厂，一张张统计表皆由学生自行统计。
此外，开设了生活技能课，源于学生的现实困境。家访中得知，有同学自小学起从未吃过家里做的饭，全靠外卖盒度日。对此我们深感痛心，他们在家庭中获得的关爱少于同龄人。几位女老师开设美食课，教授制作中西餐，如红烧肉、披萨等，希望他们日后能享受美食，体会生活的美好。
我协助他们策划摄影展，并向校长提交“学生提案”以增加活动时间。接触了几位资深戏剧教师后，便引入了戏剧课程。
创新课程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广中的戏剧课初期遭遇诸多挫折。有的老师选用童话改编剧本，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毫无共鸣；也有老师起初无法掌控课堂，气得跺脚。一位长发、具艺术气质的老师采用现代戏剧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肢体训练。有同学私下议论，代课老师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令人害怕。我们也尊重学生意愿，不愿留下的可以离开。
直到一位老师带来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一名14岁少年失踪，请大家思考他可能去哪、喜欢什么、穿什么衣服。学生们这才逐渐投入其中。
我记得一个问题：为角色写一件最快乐的事。一个年纪较小的男孩回忆，印象最深的是和父母去公园，还在公园里折了纸船。许多难以言说的少年心事，无论是开心、孤独，还是迷茫与渴望，都自然流露出来。
许多台词由此诞生，我们的第一部戏《郑克寒的青春期》就此成型。该剧参加第五届上海中学生戏剧节，荣获二等奖。学生们欣喜若狂：“学渣完胜学霸！”
后来有老师告诉我，在大巴回校途中，一名男生看着演出录像，用手遮住眼睛，泪水却从指缝渗出。
像对待一株植物
“很多年，在浓雾中吹起口哨，桥上的火车，驶过一个个季节，在一座座荒芜的山上，我们互相听懂了对方的话。”——桓崽
我问过一个学生，在此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回答是“这里的老师不会跳过你”。成年人对孩子的成长负有责任，如同对待一株植物，提供适宜的土壤，它才能生长更好。你是否相信，他们的种种行为只是长期压力下的扭曲？你是否相信他们的潜力终会迸发？
变化确实在发生。他们可以重返课堂，专注听讲。绝大部分学生能够进入职校或大专，甚至有人立志攻读本科。在新学校，许多同学融入良好。例如，鼓打得好的同学，遇到元旦演出，会回广中借鼓表演。喜欢打游戏的孩子，选择了与电脑和物流相关的行业。
也有未能继续学业的。我与成岳心仍有联系，那个过着“纽约时间”、常去酒吧的孩子。毕业后他未上职高，上次得知消息时，他正在做理发师学徒，从洗头做起，手上满是伤口。
据我了解，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专门学校的发展。校长曾提及，他去云贵地区参观过政府重金修建的专门学校，可容纳数千人。与山区存在大量失学、轻微违法青少年的情况不同，广中体量较小，但此类大规模学校很难展开戏剧课，因此开设了大量职业技能课程。
如今入学的孩子也有了新变化。十年前，他们无聊时聚在一起，寻求群体归属感。现在的孩子在现实社交中大幅退缩。后续家访发现，许多孩子独自在家打游戏，世界已虚拟化。
许多人疑惑，这种受保护的环境是否会让孩子变得娇气，更难适应社会？
今年夏天，在一次毕业聚会上，我重逢了六年前毕业的一些学生。当年的班主任拿出一个长方形的旧木盒。盒子里装着他们毕业时写给未来的信。每个人重读了一遍，其中有当时的迷茫，也有给自己的鼓励。有人写道：“五年后的我：现在的我有些懒惰、消极，不论怎样，我都会陪着你”。
现场令我感慨万千。从广中毕业，进入高职或大专，今年是他们步入社会的第一年。他们反映工作难找、薪水低、工时久。有人从事外包、送外卖、游戏陪玩，或试图创业开发游戏App；也有人暂时待业，在医院做志愿者，业余爱好观鸟。
有一位同学在央企做外包，工作相对稳定。他还兼职做婚庆主持人，感谢读书时班主任鼓励他在国旗下讲话、主持联欢会。问他为何找两份工作，他觉得进入央企未来一眼望到头，自己还年轻，想多尝试。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年轻人在生活压力下的韧性。有学生坦言：“我现在也挺迷茫的，但是我不焦虑”。
我问他们是否过得幸福？我发现，做自己喜欢的事能抵消工作的辛苦和低薪，提升幸福感。一位同学因喜爱二次元，在相关店铺工作，觉得时间飞逝；另一位从事成人娃娃的商业建模设计，因喜欢画画，虽然说话声音依旧轻柔，但不觉得职业难以启齿，对生活较为满足。
以往我们容易从职业中获得成长感。若如今职业上升渠道受限，个人价值感置于何地？那天我起身对他们说，感谢你们的分享，让我思考一个未来社会的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如何保持幸福？
那天，他们给四年后的自己再写了一封信，放入同一个盒子。我们约定四年后相聚，这是学生提议的，他说：“那时候我们差不多25岁了，又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注：文内每个部分开头的引文为毕业前后，学生写下的文字或创作的小诗。文内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