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报人张慧剑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初留下不少笔记，后来结集出版了一本小书《辰子说林》。书中有一篇题为《一译名之微》的文章，记录了一段朝鲜志士李百拂先生的话：
“中日两国立国风格截然不同。中华确为泱泱大邦，仅举一件极小的事便可作证，足见其对世界友国的诚挚态度，绝非浅薄险隘的日本所能企及。比如中国依据音译来称呼邻国，英也、德也、美也、法也……在中国语法里，这些字都属于‘懿词’，都含有善意；日本则恰恰相反。称德国为‘独’，意思是独夫之国；称旧俄为‘鲁’，意思是愚鲁；直到旧俄政府抗议后，才改为‘露’，大概是诅咒其将在旭日（日本自命）之下灭亡，终究还是恶词。称美国为‘米’，表面看似乎无他意，实则暗喻其可以被吃下去（按蒋先生过去发表演说时，也曾发挥过这个意思）。中国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代，外交观念从傲外转向媚外，由抚夷局变为尊洋馆，转变极大，实在两失其宜。自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才展现出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的风格，这确实是最正确的立国态度，反照日本，更显秽鄙不堪。”
这番话细究起来当然站不住脚，尤其是对几个日语国名的理解，明显是在刻意丑化，当作一则轶闻听听也就罢了。但考虑到这是抗战时期所写，又借朝鲜志士之口说出，旨在长自家志气、灭敌人威风，读者明白其中的用意即可。笔记这类文体，内容经不起推敲，不能仅从字面去理解，但它如同虚构作品一般，依然具有史料价值——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如何使用它，将其放在何处，用来说明什么问题。以这篇为例，它的价值显然不在于“朝鲜同志李百拂”是否真说过这番话，也不在于中日两国翻译欧洲各国国名所用的名词是否真的包含如此深意，而在于从中折射出一种社会心态：不管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否真的体现了“一种高崇博大、深广平适之风格”，至少那时候的人是将“诚挚”与宽博视为“泱泱大邦”的气象的，而不屑于自诩礼仪之邦，却肆意表露“浅薄险隘”的风格气度。
这段短文还激发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汉字本身是有形象、有意义的。“英”“德”“美”“法”，这些名词当然也是来自音译，但它们本身也确实是一些美好的字眼。由此联想到一些外国人名，从字面上看，也大都被翻译得很雅致。但这并不是向来就有的风气，至少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泰西人名、地名的汉译，大都会选择一些很怪的字眼，让人一看就感到几分“夷狄”气味。记得罗志田老师有一次开玩笑，提到“福柯”的名讳，说如果是在19世纪中期，十有八九会写成“腐寇”，而且还要加上口字旁。他说得既好笑，也很有道理。再想想中国台湾的译法——“傅科”，他便仿佛是正宗的华夏后裔。把这两个字与“腐寇”做个比较，自然是雅得很，而且比“福柯”也要高出一筹。
作者: 张慧剑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1月
《辰子说林》是民国报人张慧剑（1904—1970）创作的笔记体文集，1946年2月由南京新民报社初版发行，隶属“新民报文艺丛书”系列，1985年岳麓书社再版并列入“笔记丛刊”。张慧剑籍贯江苏南京，历任《朝报》《新民报》等报刊副刊主编，享有“副刊圣手”的美誉。全书收录散文278篇，内容涵盖史事考辨、时局评议和市井轶闻，涉及黄公度诗歌解析、安徒生童话新解、二战战报批判等话题，兼及历史人物特写和民国史实记录。
“一见而知为西名”
明末清初，泰西人名、地名的翻译多出自来华天主教士之手（当然也应该经过本土读书人的帮助）。彼时他们为自己所取名字大都近于华人，比如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汤”是其教名第二部分 Adam的音译，“若望”是名字Johann的音译；意大利人“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熊”是其姓氏Ursis的意译，三拔是名字Sabbatino的音译。这些名字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姓、名分译；二是或取其音，或取其意，或兼杂混用，但汉字的字数通常都很讲究，一般不会超出三个字，很整齐；三是注重用字文雅。这些特点使他们的名字都很雅致，听起来像是中国的读书人。
不过他们翻译其他人的姓名时似乎就不太讲究了，比如至今沿用的圣人“味增爵”（Vicente）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大神圣，像是一种调味料（顺便说一句，今天这个字用在普通人身上，通常被译为“维森特”，就要高雅得多）。地名和国名亦然，比如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里把“日耳曼尼亚”标作“入尔马泥亚”（Germania）、西班牙标作“以西把尼亚”（Hispania），似乎就只顾了声音的翻译，没怎么考虑文字是不是优美。这一点似乎是前有所承的，像中古时期著名的译经家“鸠摩罗什”“实叉难陀”——起码“鸠”“叉”“难”等字眼就不大雅驯，至于明初翻译《元朝秘史》里的“也速该”“俺巴孩”等等，更是俗气。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宫廷彩色摹绘本，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19世纪中期，中西交往突然变得频密，译名大量增加，多数是音译，但根据译者个人的喜好，所用汉字仍比较随意。比如，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常被写作“洼申顿”“瓦申顿”“华盛屯”，一个名字有多种译法。相对来说，徐继畬较注意译音的统一和用字的雅驯。他最早曾把Washington译成“兀兴腾”，后来改作“华盛顿”，兼顾了声音的准确和用字的优雅，显然是有意识的。不过连他似乎也没有把这种做法提升为一种原则。比如他笔下有一个叫“膺吃黎”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英吉利”——在《瀛寰志略》中，这个字眼还被称为“英圭黎”“訡厄利”“英伦的”——不过它们都是徐继畬将各种文献中的译法汇总而成的结果。
当时译名的一个通用原则，是在汉字边上加一个“口”字旁，像今人熟知的“马嘎尔尼”，当时是写成“吗嘎【口尔】呢”的。这种做法其实本来也只是标识此为音译而已，似乎并无其他意思，至少我们很难证明译者使用这些字眼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夷狄”的轻蔑（当然有人可能确实有此意图）。不过，这么做的结果往往造成一些看起来很怪异的文字或用法，令人一见即知是“夷名”。即使用一些美好的字样，但加上“口”字旁，比如把“英吉利”变成“英咭唎”，恐怕也很难让人一看即生吉祥之感。
19世纪中叶以后，国人逐渐不再使用带有“口”字旁的汉字，但仍有人认为，应让人很容易识别出西人、西地名号。沈国威教授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掌管译书事业，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使人“一见而知为西名”。要达到此一目的，那当然“西夷”气息就必须挂在纸上，文字是不是优雅便不是考虑的首位了。这类现象在整个汉字文化圈都有所体现。陈力卫教授注意到，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士，将Christian翻译成“贵理支丹”“喜利志袒”等——所用汉字都是正面的，可是其中赫然也可以发现“吉利死丹”“鬼理志端”“切死丹”等译法：“死”和“鬼”这类文字当然和教士想要传达的感受背道而驰。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没有意识到汉字不只是表音工具，而有自带的意义。
《瀛寰志略》。
把老外“中国化”
如前所述，虽然可能存在例外，但19世纪中期的人首先考虑的是音译，而不是所用汉字的文雅。不过，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能仅仅看作音标符号，它本身带有自己的语义和感情色彩。有些字眼适合选择作为名字，而有些字眼则被排除在外，即使选用了，也被看作“异域之风”，多少带点“非我族类”之意。因此，虽然许多译者未必有意识地想要借助译名表达自己对“夷狄”的不满，但他们选择的字眼通常都不是中国人喜欢的，听起来和看起来都有些古里古怪——热衷于精神分析的学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潜意识”里存有对洋人的偏见。这也不能说是强词夺理。毕竟，汉语中一个声音往往对应多个文字，需要从中选择，就很难说选哪个字无关紧要（但我们也不能笃定这样做就是有意为之）。
不过，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民国时期，这一情况却似颠倒过来。随着西洋形象的正面化，译名领域也出现了新现象，就是把洋人的名字尽量“雅化”，甚至像是一个中国人。陈平原教授很早就注意到，清末翻译小说，有将西人姓名、地名甚至风俗“中国化”的趋势。这在当时的文献里有不少证据，比如胡适1911年2月17日的日记里说，可以把Shakespeare译作“萧思璧”；梅光迪则在《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里把法国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Sainte-Beuve（今通译“圣伯夫”）翻译为“孙伯虎”，更不要说“萧伯纳”“高尔基”了。
《热风》
作者: 鲁迅
版本: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这种译法蔚为风气，也激发了不少批评。鲁迅是最早出言讥讽的作者之一，早在1922年就写过一篇《不懂的音译》，批评“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古代翻译家更“顽固”：“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而清末就出现了“古雅”的“柯伯坚”，实际就是俄国的Kropotkin；还有一个“陶斯道”，“我已经记不清是 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鲁迅对这种将外国人变成中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主张向“古之和尚”学习，“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 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
鲁迅是主张“硬译”的，这“硬”包含了字音在内。从“柯伯坚”和“苦鲁巴金”这两个词看来，前者自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毫不搭界，失去神采甚至形式，所以后者才刻意用了一个“苦”字。但鲁迅仍然不满，要改“苦”为“克”。他关心的不是“意”，而是“音”。简言之，鲁迅在这方面的主张很像傅兰雅，要让人“一见而知为西名”方好。不过，如同“柯伯坚”“陶斯道”所提示的，鲁迅最担心的，恐怕还是有“意”的汉字遮蔽了西文真相。这在1925年他的一段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国人“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接下来一段，更是将批判的眼光扩展到整个外国人群体的“中国化”：“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thy也姓高。”
注意到这一点的不只是左翼人士。沈从文在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里写道，一位兔子绅士约翰·傩喜先生（这个姓其实便不怎么雅致）为“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写了一本《中国旅行指南》，其中就有关于姓名的建议：
“男人的姓名，最好译成中国音，找中国姓氏谱有一本《百家姓》。……从前孟禄、罗素，到中国时，人家姓孟姓罗的都乐于同这两位先生‘联宗’；联宗是比拜把子还亲密的。又如高尔基先生的名字，顶好不过，读来非常顺口。女人则在本姓名上加以‘艹’或‘王’或‘女’更为醒目。其实最好是在中国顶熟悉的‘婉贞淑芬’等等名字中去找相同的音为雅致合俗。……若求其顶合适当然须要去拜访中国翻译小说的文学家，他们对名字是十分懂得合乎国情的。”
《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者：沈从文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
这是相当辛辣的讥讽。鲁迅、沈从文等人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某些糟粕影响到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沈从文以讽刺的口吻谈到“联宗”、女人的名字等等，其实都有这一层含义，而后者尤其可以和鲁迅的那段话对读。
无论鲁迅、沈从文想说什么，但他们的批评都让我们看到，“译名中国化”的情形之流行。须知那时正是中国人普遍崇拜西方之时，这种现象看似却恰好与之相反。不过，推敲起来，这两种现象也不一定像乍看起来存在那么尖锐的矛盾。事实上，当时人心中有一个多多少少超出中西血统分别之上的标准，那就是“文明”——西方受人追捧，也是因为在其崇拜者心中，它们代表了“文明”的更高境界。反过来，许多中国人虽觉得中国文化的整体表现落后于西方，但也不认为其一无是处，仍在心中保留着长期以来的“文明”准则，比如“雅”。
1984年，缪钺先生在致老友郭斌龢的信中，谈到郭译《理想国》一书中有“沃姆”一名，说“姆”字汉译不雅，建议改为“模”字。他关心的当然不是要将沃姆变成一个“中国人”，而就在一个“雅”字上。不过要使用汉字表述，这“雅”便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中国”的属性而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当然“传统”是可以变的：事实上，因为“姆”字今日已常用于译名，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不够“雅”。然而这毕竟只是少数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字的雅与不雅，仍有传统标准可以衡量（老实说，今日很多流行的字眼并不雅——这当然不是剥夺使用者使用它们的权利；但文化传统也的确提供了“雅”和“不雅”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由此可知，像缪先生他们想要的“中国化”，并非泛指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中国”，而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
不过，若是一味求“雅”，把老外变作中国人，有时也会有“离题万里”之弊。我虽然不像鲁迅那样，觉得译名就是要让人一眼看出是翻译的才好，可是，非把“托尔斯泰”翻译成“陶思道”，让他看起来像是个理学家或者隐士，难免令许多人望文生义，错过了理解另一种思想和人生的机遇。且有时因为要使老外看起来太像华人，比如今天中国台湾流行的风尚，把列维—斯特劳斯翻作“史陀”，不但削足适履，而且也未必真的“优雅”。相反，今日大陆流行的译名汉字，虽然不再有把老外“中国化”的想法，但也自觉摒除了一些不雅字眼，而且兼顾了传信和雅驯两个标准，有时倒胜过晚清民国的做法。
《末代皇帝》剧照。
仍须要“雅”
严复当年讨论翻译之道，提出“信、达、雅”三个标准。他关注的不只是“译”，而且有“文”，否则只要“信、达”即可，不需要“雅”了。把“雅”作为标准提出来，就是从文化上的考量：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它的形体是有意义的。要将西文译作汉语，便不能不顾及这层因素。汉字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受制于它在上下文中的位置与功能，可是也需要考虑到它自身携带的某种义项和语义色彩：它们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到了至少是暗示的作用，不能忽略不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英”“德”“美”“法”这些字眼去称呼别人，当然不一定就真的表明自己从此“宽博浩大”起来，但使用文明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不就是外交的真正意义吗？这总比青面獠牙地扑上去咬人一口，要来得更加优雅，更像一个“礼仪之邦”的行事之道。所以，借用张慧剑拟定的标题——“一译名之微”，其实也包含了几分道理。
作者/王东杰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