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是无数读书人仰望的圣地，关于它的文章早已多到数不清。身为《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的作者，被读者唤作“女书人”的钟芳玲，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此地，重新翻阅那些旧日回忆录。她在字里行间挖出了许多被大众忽略的细节：波伏娃与书店有何渊源？刘半农又曾与书店女主人丝薇雅·毕奇有过怎样的交集？乔伊斯那部惊世骇俗的《尤利西斯》，背后又有何公案……基于这些发现，她提笔回顾那段尘封的历史，同时也对书店的变迁发出感慨。澎湃新闻特此刊发，供读者品读。
丝薇雅·毕奇于1919年在巴黎开设莎士比亚书店，前两年的店址在杜琵桐街8号（8 rue Dupuytren）
自上世纪末两度造访巴黎之后，直到2023年夏天，我才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回想早年初次前往巴黎的动力，主要源于两家书店的故事。早在1990年代中期，我便对西方书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与众多书商、藏书家及图书馆员的交流中，一位名叫丝薇雅‧毕奇（Sylvia Beach）的美国女士频繁出现在话题中心。1919年，她在巴黎左岸创立了“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主营英文书籍的销售与租赁。
这家书店不仅汇聚了喜爱英美文学的读者，更演变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吸引了当时旅居巴黎的各国文艺精英。其中包括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诗人埃兹拉‧庞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摄影家曼‧雷；以及自称“失落的一代”的女作家兼收藏家葛楚‧史坦与其伴侣艾丽斯‧托卡拉丝等。许多人为了借阅英文书籍而缴纳会费成为会员。在一次重读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第二卷时（该卷涵盖了她21岁至36岁的岁月），我惊讶地发现，年轻时的波伏娃也曾是其中一员。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她借阅了大量英文小说和诗集。
在所有顾客与会员中，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一位。由于当时英美出版界审查严苛，乔伊斯耗时七年撰写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因包含被视为色情、淫秽的内容，迟迟无法找到出版社敢接手。缺乏出版经验且财力有限的丝薇雅，出于对乔伊斯的崇敬，毅然决定编辑并出版这部作品。1922年2月2日，恰逢乔伊斯40岁生日，她将装订成册的新作亲手交予作者，此举一举奠定了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莎士比亚”这家小小书店，也随之跃升为世界知名的出版机构。然而，乔伊斯在出版前不断修改稿样，加之性格敏感需人时时安抚，这极大地消耗了丝薇雅的时间、精力与资金。
丝薇雅·毕奇与《尤利西斯》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首版《尤利西斯》封面采用蓝白配色，灵感源自希腊国旗，乔伊斯相信希腊能带来好运
1936年，受全球经济大萧条冲击，莎士比亚书店陷入财务危机。丝薇雅一度考虑关门歇业，以纪德为首的作家群体发起号召，募集到两百位赞助者，每人每年资助200法郎（折合当下约317美元），为期两年。作为回报，赞助者可每月参加作家在书店朗诵未发表作品的活动。与此同时，丝薇雅忍痛变卖了乔伊斯赠予的部分手稿以及海明威题献给她的初版著作，书店才得以勉强维持生存。遗憾的是，这家传奇书店在1941年二战期间因纳粹占领而被迫关闭。战后，年近六十的丝薇雅已无心重启事业。位于奥德翁街12号（12 rue de l'Odéon）的原址自此退出历史舞台，仅在建筑外墙留下一块纪念牌，刻有：“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奥德翁街12号外墙上的纪念牌记录着《尤利西斯》的诞生时刻
1959年，丝薇雅出版了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堪称一部详尽的文坛秘闻录，描绘了曾在书店出没的文人雅士，其中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乔伊斯及《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种种悲欢离合。书中收录了她与乔伊斯签署的协议副本，条款规定：出版方（即丝薇雅）拥有全球独家出版与印刷权，但需承担所有制作成本，且每售出一本书需支付作者定价25%的版税；若第三方欲出版此书，必须向丝薇雅购买版权，费用由其自行决定。丝薇雅坦言，所有条款均遵照乔伊斯意愿制定。然而多年后，当有第三方询问出版事宜时，乔伊斯态度含糊其辞，甚至一度避而不见。反倒是他的一位老友几乎每日光顾书店，探听口风，最后留下一句：“你阻碍了乔伊斯的利益。”震惊且尴尬的丝薇雅在该人离开后，立即致电乔伊斯，告知他可自由处置《尤利西斯》，她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双方协议随之失效。
丝薇雅·毕奇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1959年美国版封面
早在1932年，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便与乔伊斯签约获取《尤利西斯》版权，随后故意安排人员非法进口该书，并聘请强硬律师提起诉讼，主张该书文字并未煽动情欲，不应被列为淫秽读物。法官亲自通读全书，深思熟虑后裁定：“尽管《尤利西斯》多处令读者感到反胃，但绝非春药。因此，《尤利西斯》获准进入美国。”至此，1934年该书在美国正式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首版封面设计简洁别致，以细长字母组合书名构成视觉主体
丝薇雅在回忆录中透露，她认为乔伊斯早已私下通过中介与兰登书屋洽谈出版，对此她毫不知情。美国版问世后，乔伊斯告知她，兰登书屋支付了4.5万美元版税（相当于如今的112万美元）。丝薇雅表示，想到乔伊斯凭借高额版税摆脱了长期的经济困境，她为他感到高兴。至于个人感受，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并不骄傲，并认为情感一旦失去效用便应果断抛弃。她无力也无心再照料乔伊斯的琐事与情绪，两人关系由此从亲密转向疏离，令人唏嘘不已；尤其是读到她那看似豁达实则无奈的感叹：“毕竟书是乔伊斯的，孩子属于母亲，而非接生婆的，不是吗？”好在这些裂痕后来逐渐弥合。唉，文坛流传的佳话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丝薇雅的回忆录中也提及了对海明威的喜爱。海明威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英国版，正是丝薇雅极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回忆1920年代的巴黎生活，其中一篇专写《莎士比亚书店》。他提到，早年新婚夫妇初抵巴黎时，默默无闻且生活拮据，善良的丝薇雅在他无力支付会员费时，允许他先借走几本书阅读，从未催促归还。海明威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国版，就是丝薇雅强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
成名后的海明威与丝薇雅·毕奇（右二）及两位女性在书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是经由丝薇雅引荐，交给巴黎的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并于1934年出版。这是米勒的首部出版作品，因书中充斥大量性描写，在其祖国美国长期遭禁，直至1961年才获准合法发行。
《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印有“禁止进口至英国或美国”字样
丝薇雅还积极将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学季刊《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刊登了大量法文书籍的英译书评及法语创作的英译本，原作者包括纪德、萨特等。我在查阅过往期刊时发现，丝薇雅本人曾在1936年春季与夏季两期《今日生活与文学》中，协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翻译了他撰写的一篇长文《文学》（Literature）。
难怪法国作家兼档案学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如此赞誉：“在连接英国、美国、爱尔兰与法国方面，丝薇雅的贡献远超四位杰出大使之和。”尚松不仅是书店的常客与好友，丝薇雅还曾将他介绍给好莱坞导演、编剧兼制片人金·维多（King Vidor），希望能将其作品改编为电影，虽最终未果。
丝薇雅·毕奇在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
近日重读《莎士比亚书店》，注意到丝薇雅轻描淡写地提到，她的客人中有一位中国语音学教授，且有一对双胞胎子女，但未具其名。出于好奇，我依据有限却关键的线索进行了考证，推断此人应为刘半农。1920年初，刘半农携妻女赴英国伦敦求学，同年8月妻子产下一对龙凤胎，开销骤增。为节省开支，次年他举家五口移居生活成本较低的巴黎，在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全家回国。刘半农在巴黎的那四年，正值《尤利西斯》出版前后，报刊报道频仍。不知他是否因此探访莎士比亚书店？或是经朋友引荐？亦或是路过？他与丝薇雅是否有特殊交情？遗憾的是，即便翻阅刘半农的两本传记及书信，也毫无记载。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中，仅用简单一句提及这位中国语音学教授客人及其双胞胎
除回忆录外，丝薇雅还留下了一段1962年的访谈纪录片，这是近年才公开的珍贵影像。看着她亲口讲述书店与作家的轶事，趣味盎然。七十五岁的她不时模仿乔伊斯、海明威的语气神态，俏皮生动，宛如天真孩童。这次采访时机独特，正值《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前往爱尔兰都柏林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塔与博物馆开幕仪式。尽管她孕育了《尤利西斯》，大力推广其他爱尔兰作家作品，却是首次踏足这片土地。不到四个月她便离世，爱尔兰之行仿佛为她的人生画上了完美句号。
1962年丝薇雅‧毕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访的纪录片截图
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沉寂二十三年后，再度现身巴黎，这一切与美国人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有关。1951年，乔治也在左岸附近开设了一家主营英文书的书店，取名“觅思拓书店”（Mistral Bookshop）。乔治称经营书店如同创作小说，将每个空间视为篇章，希望人们推门而入时，如同翻开一本书，踏入想象的神奇世界。鉴于对丝薇雅‧毕奇崇尚艺术、支持作家风范的景仰，他在1964年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将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觅思拓书店上世纪中期的明信片，左侧男士为店主乔治·惠特曼
乔治的书店同样吸引文人墨客，既有丝薇雅的老主顾如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宁，也有劳伦斯‧达雷尔、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这里更成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核心人物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在巴黎的大本营。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学时与乔治结为挚友，受其影响，于1953年在旧金山创立“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并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垮掉的一代”作品闻名，最著名的当属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两家书店结为姊妹店，至今门框上仍互相标注对方店名。
1953年创立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门框标示着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二者互为姊妹店
我曾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交谈，他提起高中时期（1963~1966）迷上“垮掉的一代”，常去乔治的书店。他早期购得一本金斯堡诗集《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由1963年“城市之光”出版，书封右下角贴着觅思拓书店的绿色长方形小书票，此后购书则改为盖上莎士比亚书店的圆形印章。他亲历了书店更名过渡期。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六十多年前购买的诗集，书封右下方的绿色小书票虽缺角，仍可辨认出觅思拓店名与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亚书店使用的两种圆形店章印鉴
乔治乐于接待每一位爱书人，常与客人分享食物，并在店内放置简易床铺，供想留宿的文艺青年使用。条件是当面提交一份自传，居留期间需在书店做些杂务、每天读完一本书，当然还得看乔治眼缘。他将这些来来往往的留宿者昵称为“风滚草”（Tumbleweeds），书店俨然成了“风滚草旅馆”。这种做法也是对他早年在美国、墨西哥及中美洲流浪时，受陌生人善意款待的一种回馈。
上个世纪末第二代莎士比亚书店的外观与内景
既然错过了丝薇雅时代的书店，我不愿再错过乔治的版本。上世纪末我终于初访巴黎，见到了八十多岁的乔治。老人身着合体却略显陈旧的西装，内搭花衬衫配斜纹宽领带，精神矍铄地攀爬狭窄陡峭的楼梯，引导我在堆满书籍的三四个楼层间穿梭导览。迷宫般的空间凌乱昏暗，地面堆叠着层层书山，墙上挂着大幅镶框装饰镜与作家照片，十几张铺着猩红毯子的简易床穿插其间。角落处有个简陋小厨房，炉火微燃，咕嘟咕嘟炖煮着一锅食物，香气与蒸汽弥漫。一只短毛黄猫悠闲穿过过道，上方墙面写着英文标语：“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整个书店弥漫着神秘、颓废、波西米亚式的浪漫气息。
上世纪末，我替莎士比亚书店主人乔治·惠特曼与店猫合影
沿着书架与墙面摆放的简易床，曾是莎士比亚书店最独特的风景
墙面上的英文标语提醒着访客保持礼貌
那次在巴黎停留一周，两年后又去了几天，约有一半时间泡在书店。那时书店凌晨才打烊，我常逗留到最后，读书或与“风滚草”们交流，偶尔参与茶话会，还遇到一些英美作家。数年后读到“风滚草”杰里米·莫塞尔（Jeremy Mercer）写的书店经历《时光如此轻柔》（Time Was Soft There），才发现我接触的人中，竟有位落魄英国诗人曾在古书区霸占五年。当然，我也见证了乔治时而友善、时而阴郁、时而咆哮的性格多变，真是个古怪的家伙，只是大家似乎都已习以为常。
日后我的首部著作《书店风景》开篇第一章便书写莎士比亚书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纪末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此前中文出版物从未有过关于这两家同名传奇书店的报道。不少读者因《书店风景》的介绍，将莎士比亚书店列入巴黎必游清单，有些刚开店的朋友甚至立志要在自己城市打造一家莎士比亚书店。
时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返莎士比亚书店，心情复杂。乔治已于2011年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比他小近七十岁的独生女丝薇雅‧惠特曼（为纪念丝薇雅‧毕奇而命名）在他生前几年便接管了书店。这些年，书店被写入更多旅游指南，常被报刊评为世界最美或最知名书店，还成为多部西方电影取景地，如《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与茱莉亚》（Julie & Julia）等。连金城武为航空公司拍摄的广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历也以此为背景。加上新兴网络的传播，莎士比亚书店已成为观光景点与网红打卡地，这也带动了2015年在书店旁新开的同名咖啡馆的人气。未回访前，我已从朋友口中及媒体报道得知书店的盛况。
乔治与女儿丝薇雅相差近七十岁，这张合影由一位“风滚草”于1980年代初拍摄并提供（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书店外，随时可见排队等候入内的长龙
紧邻书店的同名咖啡馆同样人气火爆
2023年夏日某日抵达现场，果然看到排队进门的长队，入口处设有守卫管控人流。店外导游对着游客激情讲解，宣称《尤利西斯》即在此出版，有意无意混淆了前后两家书店的历史，至今仍有媒体如此误传。记得早年读旅游书时，书中称乔治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乔治生于1913年，沃尔特‧惠特曼却早在1892年去世。另一传言说乔治是沃尔特‧惠特曼的曾孙。终身未婚的沃尔特‧惠特曼，传闻晚年为驳斥评论家指其诗作隐射同性恋情，曾写信声称自己有六个私生子，但史学家指出并无证据支持他有子嗣的说法。这种误导反而加深了书店的传奇色彩。
时隔二十余年再入书店，格局已变，往日的凌乱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整齐清爽。一楼空间明显扩大，增设童书专区，但总书量感觉减少不少，增加的是一些非书纪念品，如各式帆布袋、笔记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后三、四楼已封闭，二楼布置成怀旧书房，书架多为二十世纪中期前的文学名著，仅供阅读不售卖。墙上挂着知名作家肖像，摆放着舒适沙发、可操作的老式打字机与钢琴。望向窗外便是塞纳-马恩省河与圣母院，氛围确实宜人。不过鲜有人真有闲情逸致在此阅读，毕竟人来人往干扰太大。加上店内内外张贴告示，明文禁止拍照，多数游客快闪即走。尽管如此，仍有人悄悄偷拍，社交媒体上流窜着大量内景照。我在柜台旁观察消费情况，发现销量最高的是印有书店素描与名字的帆布袋。难怪我在台北、伦敦、旧金山、成都、北京等地，常瞥见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肩而过。
莎士比亚书店自行出版书籍、设计帆布包，在店内与网站同步销售
我还留意到以往的简易床不见了。后来从官网得知，“风滚草”计划依然存在但已升级。书店建筑内辟出几间独立私密房间供每位“风滚草”使用，配备卫浴设施。居留时间为一周至一个月不等。申请者需统一邮件递交申请表，每年收到数千份申请，仅十余人入选。
后乔治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显然在女儿丝薇雅及其团队运营下有了新风貌与新章法。除前述改变，书店聘请经理与采购，成立出版部门，出版书店传记，开展网上售书，另有专人负责策划活动与主持沙龙，几乎每周都有活动举办。巴黎不乏英语系国家作家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度与地利优势（临塞纳-马恩省河畔、直面圣母院）成为作者与读者相聚的首选。
书店邻近著名地标塞纳河与圣母院
几年前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期间，书店营业额在疫情初期锐减80%。2020年10月底，书店公开发文陈述困境，恳请公众访问官网购书支持，结果一周内收到5000笔订单（以往每周最多仅100笔），书店因此渡过难关，并由此成立非营利协会“莎士比亚书店之友”，长期赞助书店运营。书店井井有条的多角化、企业化经营令人欣慰，但我心中却泛起淡淡的惆怅与感伤。这里已无往昔记忆中的随机、随意与随兴，此次重访宛如一场告别。
2024、2025连续两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居住两个月，平日沿塞纳-马恩省河畔散步，难免经过莎士比亚书店。无论晴雨，店外总有耐心排队等候“朝圣”的人群。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总觉得这已不是“我的”书店。但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排队进入一家书店，享受氛围，了解历史，甚至成为粉丝，视书店为“他们的”，仍令人感动与鼓舞。毕竟一家书店在两代人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个世纪，并源源不断地给予来访者温暖的情绪价值，实属不易！
书店外打开的绿色护窗木板上，写着乔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话：“早在1600年时，我们书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纪时每座修道院都有位点灯修士，负责在夜幕低垂时点亮灯火。我已点了五十年的灯，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对我而言，乔治点亮的是烛火，丝薇雅点亮的是LED电子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先后以自己的方式照亮书店。但我这个怀旧者，依然对那一闪一闪的摇曳烛光情有独钟。
打烊后的莎士比亚书店，在微微灯光烘托下别具一番风情
后记
今年春夏之际我又回到巴黎，期间收到书店电子报，预告他们将于6月16日庆祝“布鲁姆日”（Bloomsday），虽然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