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西路分部2号楼831会议室里，“世界变局中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视野、田野实践与知识生产”学术工作坊正在举行。这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以及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联合主办的活动，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上海社科院等机构的十多位学者参会。
开场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邵建发表致辞。他提到，当前区域国别学研究势头正劲，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方法结合，并开展在地化的田野实践，是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有效路径，也是对传统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种突破。邵建以自己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体会为例，强调扎根对象国进行实地调研的重要性。只有深入了解当地的真实社情民意、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才能为中国更高质量地参与国际地缘政治、推动经济全球化以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助力。
大会随后进入正式议程，共设置两个主题板块。首个主题是“世界变局中的国家战略、区域秩序与国际关系”，由复旦大学全球南方田野调查实验室研究员周燕主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曹廷带来了题为“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拉美国家对华外交自主性的差异化及内在逻辑”的报告。她分析认为，在美国战略调整的宏观背景下，拉美各国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表现各异。这种自主性并非单纯由双边关系决定，而是国际体系（涵盖中美、中拉、美拉关系）与国内政治结构（涉及精英联盟与权力竞争）共同传导的结果。地缘安全压力、对外经贸依赖程度以及国内精英阶层构成，共同划定了拉美国家外交自主的空间边界。未来走向取决于三重动态博弈：中美在拉美的竞争强度、美拉经济与中拉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程度，以及拉美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此外，还需留意微观层面的国内因素，特别是拉美民众摆脱霸权控制的强烈意愿。这种民意不会因短期政治波动而消散，反而可能累积成为制约执政者对外妥协的重要内生力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范文豪以“从自由贸易到经济安全：NAFTA以来美墨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及USMCA变局”为题展开论述。他指出，美墨两国是邻间大规模深度供应链整合的典型代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连续执政71年，多届政府的政策连续性促成了年均4%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著名的“墨西哥奇迹”。但这种依赖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扩张的工业化模式存在局限，加之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恶化及墨西哥国内矛盾激化，“奇迹”最终终结。1982年上台的德拉马德里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启市场导向新时代，在治理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同时，使墨西哥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冷战结束后，美国力推“美洲自由贸易区”，与墨西哥改革方向契合，三国于1992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演变为2020年的《美加墨协定》（USMCA）。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拒绝按原条件续签，转而利用年度审查机制持续施压加拿大和墨西哥，以谋求更有利条款。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晨的报告聚焦“中等强国视角下的土耳其与欧亚大变局”。他探讨了在欧亚地缘格局深刻调整之际，土耳其如何利用中等强国的战略优势，通过平衡外交和区域合作提升影响力，并分析了其在俄乌冲突、中东、高加索及中亚等热点议题上的政策选择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同校的杜东辉副教授则从“多重嵌入与秩序想象”切入，报告题为“土耳其视角下的区域概念反思”。他认为，土耳其位于东西方、海陆权交汇的十字路口。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主动告别东方、伊斯兰及帝国传统，融入以欧洲为典范的世俗、理性民族国家现代秩序。近年来，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在后奥斯曼空间、伊斯兰世界及突厥世界中追求中心地位与战略自主，并提出“新奥斯曼主义”。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土耳其认为自己拥有特殊话语权，不应受外部随意干预。同时，其奉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自视为“被压迫穆斯林代言人”及“伊斯兰世界领导力量之一”，重视与突厥语国家的血缘纽带，尤其与阿塞拜疆形成“一族两国”的特殊关系。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后奥斯曼、伊斯兰及突厥世界的“核心国家”，土耳其试图摆脱西方依附，在多极化世界中重塑角色。
会议第二主题为“田野实践、知识生产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创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长刚主持。
周燕研究员的报告题为“政治极化与2026年巴西大选——兼谈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她旨在通过田野调查解析巴西政治极化为何能持续多年，并延伸至宗教、家庭、街头、社交媒体乃至狂欢节等领域，进而探讨这些变化对2026年大选的影响。周燕指出，巴西选举政治中左右翼均进行身份与情感动员，但组织基础迥异：右翼依托福音派教会、社交媒体、农业组织、军警文化及反体制网络；左翼则依赖工会遗产、社会政策受益群体、文化艺术界、社会运动及卢拉个人经历。政治极化并非少数政客制造，而是深植于阶层处境、宗教伦理、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唯有深入教堂、社区、集会及狂欢节现场，才能理解政治如何从宏观制度渗透至普通人日常生活。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崧以“企业出海作为田野：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第二现场’”为题发言。他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受挫的主因是缺乏系统性区域国别知识供给。在企业端，决策链条中往往缺失此类知识位置；在学界，论文专著也难以进入企业决策场景。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建立了高校生产慢知识、中介负责转化、少数环节直接对接企业的模式。在此过程中，企业提供田野机会，学者交付研判结论。张崧强调，在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供给中，培养人才及涵育未经学科包装的原生性“真问题”至关重要。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谢晓啸分享了“他山之石：拉丁美洲研究在澳大利亚的兴起、发展及启示”。他指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发展需借鉴他国经验。二战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重视高等教育，古巴革命后拉美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加上前期资源建设、人才储备及乐卓博大学的差异化战略，澳大利亚拉美研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谢晓啸认为，鉴于中澳国情与学术生态差异，澳大利亚拉美研究的“成功”具有历史偶然性，难以简单复制。中国应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规律及本国国情，探索自身学科发展道路。
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夏婷婷的报告关注“中医在拉丁美洲的本土化实践：以巴西中医学校为例”。她指出，中医在拉美已从边缘的补充替代医疗，逐步融入主流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构建多元包容医疗服务格局的重要力量。这一从国际化传播到本土化扎根的过程，不仅是医学技术输出，更是构建全球南方医疗卫生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实践，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南方智慧。中医的整体观、“治未病”理念及系统思维，与拉美本土印第安医学的自然哲学、生命认知高度契合。这种深层文化与哲学共鸣，为南南知识互鉴、协同创新搭建桥梁，也为传统医学现代发展注入跨文化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陆昆探讨了“关于历史学视野如何融入区域国别研究的思考”。他强调，区域国别研究需融入历史维度，既要摸清“脚下路”，也要看清“来时路”，注意“变革”与“延续”两种面相的并存互动。陆昆结合20世纪国际秩序演变，分析了一战、二战、冷战对国际秩序塑造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
同所的王迪助理研究员以“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中心”为题发言。她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对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加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是推进研究的重要路径。在中国研究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获一定关注，但仍具拓展空间。中国拉美研究应围绕拉美本土理论、殖民遗产、拉美现代化、中拉关系及中拉命运共同体展开更深入探讨。
会议尾声，郭长刚研究员作总结。他指出，区域国别学科需融合外国语、世界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多学科优势，通过深入田野调查拓展研究广度、提升质量。此次会议围绕理论方法、研究路径及实践经验展开有益交流，不仅助推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也促进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