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缘结《当代作家评论》
一九八四年，我在沈阳求学，《当代作家评论》才刚刚创刊。思基和陈言是这份刊物的主要推手。我和他们熟络起来，中间有个引子，就是刘齐。那时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由刘齐负责，他在沈阳办了一个学术沙龙，我也算是常客。陈言偶尔也会来凑热闹，一来二去，大家就混熟了。后来思基和陈言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商量栏目内容，我学校就在隔壁，碰面自然方便。到了1986年，刘齐向陈言推荐了林建法，编辑部里便多了一位来自福建的新面孔。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杂志的调子开始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林建法个子高，带着浓重的福州口音。他爱人祖籍辽宁，这次他是随妻迁徙，跨度不小。不过这人适应力强，很快便习惯了东北的气候，那副“南人北相”的模样，并未给人隔阂之感。我们初次见面是在陈言家中，记不清具体是哪个冬日，聊了什么也模糊了。那时候他忙得脚不沾地，杂志的外联事务几乎全凭他一人奔波。编辑室里还有位许振强，我们都曾在辽南复县待过，彼此知根知底。印象中，林建法极擅长策划，国内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似乎都门儿清。陈言曾感慨，有了林建法，自己轻松了大半。
他对文坛新现象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佳作一出，他便兴奋不已；若是碰上合心意的作品，便组织人手讨论，刊物因此显得生机勃勃。他的大学时光在华东师大度过，与海派批评家们交情匪浅。但他同样敬重京派文人，每次进京总要抽空拜访何西来等人。在上海，他与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人往来密切。没过多久，刊物原本浓厚的地域色彩逐渐淡化，成长为国内极具分量的批评阵地。
如今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绕不开的重要园地。这本刊物之所以引人注目，关键在于它呼应了启蒙理念。当时，它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三足鼎立。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杂志上常能读到见解独到的文章。林建法对旧式批评理念并不感冒，认为格局太小。有几篇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文章，被他直接毙掉。对待朋友的稿子，他也不留情面。记得我有一篇投稿，他认为不行，主要问题在于“不及物”。那时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的创作成果，我的文字可能过于侧重某些现象，缺乏系统性。现在回头看，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写理论化文字，认为个案分析更有价值。此后多年，我一直铭记他们善意的批评，这也时刻提醒我，不要沉迷于宏大叙事。
调到北京工作后，我与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密了。他和陈言也曾到鲁迅故居小坐。那时我在鲁迅博物馆任职，鲜少接触文坛，后来认识的几位北京作家，多是经他和陈言介绍认识的。或许因为我之前写过一些批评文字，他觉得即便我转向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语境。通常是他打电话过来，指点某某作家的作品值得关注，让我点评几句。他催稿勤快，我便陆陆续续动笔。
所言所行皆艺术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至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不远。林建法来京时，常去探望汪老，顺道也会找我聊天。他与汪曾祺的关系颇深，几本他主编的书，序言都是请汪老写的。有一阵子在沈阳开了家书店，开业那天汪老也去了，大家相聚甚欢。如今翻阅《汪曾祺全集》，仍能捕捉到这些交往的蛛丝马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不少实事，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他主编的散文丛书里，就收录了汪老的集子。他们的交往，堪称佳话。
凡是与林建法打交道多的人，都能感觉到他心思细腻，偏爱做幕后工作。他私下帮许多人校订、编辑书籍。辽宁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经过他的编辑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关注。《蒋子龙文集》就是他在一间宾馆里，一页一页校对出来的。这套文集举办发布会时，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当时在现场，发现建法有些羞涩地躲在会场一角。他还编辑了不少作家研究论文集，推动了多位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琐事，细数起来，不胜枚举。
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日益受到读者青睐，大概与他独特的思路有关。他策划的会议，并非全是主流路数，有的带有逆俗意味，或是尝试性质。他既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研究，也对边缘写作者关怀备至。1995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和几位朋友前往。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南方改革的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迁，颠覆了我许多固有认知。会后我们去了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次日他又带我到厦门鼓浪屿，拜访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温暖，谈兴正浓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这片土地上，人缘极好。
建法兄是个懂吃的人。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四处寻找福州鱼丸，总念叨家乡鱼丸天下第一。他偏爱鱼头，认为最补营养，对各种蔬菜的维生素含量也有研究。北京有家福州风味的小饭馆，是他亲戚开的，我去过好几次，他来京时常在此宴请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他大概是喝茶最讲究的一位，每次聚会都自带新茶，把氛围烘托得浓郁。他还专门定制过一种茶饼，送给刊物作者。有几次在南方研讨作品，他亲自找人特制了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的名字。这是一种士大夫式的雅致，性情中人，言行皆可入画。
一本杂志能坚持至今，实属不易。最艰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经费拮据，需多方筹措，他也由此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曾告诉我，建法为了拉赞助，有时得陪老总喝酒，受冷落也是常事。老韩看不下去，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解了燃眉之急。记得有一次来京，他邀几位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起初不解。后来才知，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仪的作家便生出资助之意，在杂志上挂了好几年广告。
冷中有热能屈能伸
往事如烟，想起这些，深感建法是个能屈能伸的汉子，为刊物倾尽全力。坦白说，他并非完人，性格中有冷硬的一面，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在那层冷漠之下，藏着温热的情义。对于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面对那些过度自饰的作家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
《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尖锐的批评文字，得罪过熟人。他的主观倾向曾让他与作协产生摩擦。我觉得这种主观性也导致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当某位“出土人物”式的老作家受热捧时，他不以为然，未组织讨论这一现象，反而对尤凤伟等作家倾注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虽引发争议，他却坚持己见。他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陈言晚年生活充实，与他关系密切。两人默契十足，建法让陈言审稿，排除了不少隐患。陈言病重期间，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伴在侧。他对这位前辈的尊敬与爱戴，值得铭记。
2002年后，我们的合作增多。比如共同策划了莫言、阎连科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质量颇高。那时莫言尚未获诺奖，阎连科风头正劲，但建法坚信他们的价值终将被更多人认可。会议在鲁迅博物馆举行，象征性地展示了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类似的会议，不知他策划了多少。一旦看准某位作家，他必设法促成对话，或在杂志上开设批评小辑。印象中，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边缘写作者颇为欣赏。但他并不一味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谈及贾平凹，他始终认为《废都》最佳，其余作品亦有遗憾；余华的长篇也有败笔。他希望批评家进行对话式批评。《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实带有这种对话当下的意味。
近四十年，见过多少面，已无法统计。他身体一向硬朗，与我在一起时，总觉他朝气不减，仿佛永无疲劳，比我更有力量感。他似乎注重养生，还给我推荐过一位据说会看病的道长，因我忙碌，未曾拜会。或许正因过于相信古法，后来患病时，错失了西医及时救治的机会。这是他自愿的选择，但在朋友看来，未免遗憾，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结局。可他竟如此固持己见，静对病魔，最终匆匆离世，实在令人惋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未做完，不少书尚待编辑，我们要说的话还没说完。
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方知“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但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是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追寻者，怎能不快哉乐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