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笑笑的学位论文《莫言小说文体研究》，因陷入抄袭嫌疑的漩涡，意外地进入了公众视野。
笔者也被这桩公案卷入，在风暴中心发出了一些声音。起初，我只是罗列了笑笑论文中那些与疑似原文相似的语句，但部分网友并不买账。他们的观点是：判断学术相似度，不能只盯着字句的雷同，更要看整体框架和核心论点的重合度。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事实上，当我们将管笑笑的论文与疑似源头——付艳霞的《莫言的小说世界》进行比对时，发现前者的骨架确实脱胎于后者。
以管文的第五章《莫言小说的语体特点》为例，该章聚焦于莫言的语言风格，这与付文第一章《“拟演讲”式语言及“乐观主义”的语言形象》的内容高度对应。
付艳霞在剖析莫言语言时，杜撰了一个“拟演讲”式语言的概念，试图以此概括莫言那种滔滔不绝的表达习惯。
若仔细推敲，这不过是付艳霞对莫言语言表象的一种肤浅捕捉。
这个生造的概念不仅失准，而且边界模糊得近乎万能。用它来形容王蒙的风格行得通，套用王朔也似乎合理，根本无法精准刻画莫言独有的语言特质。
更关键的是，在莫言的小说叙事中，我们很难找到所谓“演讲”的成分。因此，付艳霞这一判断并未击中要害，纯粹是基于主观臆测的误判。
这也侧面说明，付艳霞这篇所谓的“原本”，算不上是对莫言作品深刻且优质的解读文本。
然而，这样一个针对莫言并不准确的论断，却被管笑笑奉为圭臬，全盘移植。
管文第192页写道：
——莫言小说中往往有一个充满了强烈倾诉欲望的“倾诉者”形象，他（她）的倾诉多是以演讲式的独白方式呈现的，如《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临死前那段充满了戏剧性和抒情性的华丽独白；……
莫言小说演讲式的独白源于叙述者“倾诉就是一切”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折射的则是作家复杂的创作心理。（192页）——
这正是付艳霞独创的观点：
——莫言小说浓烈的情绪通过其“拟演讲”式的语言体现了出来……（96页）
在接受了付艳霞关于“演讲式”独白的概念后，管笑笑继续挪用对方的叙述用语：
管：排比句式是莫言非常擅长的修辞形式。它可以极大地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并营造出一种元曲般一泻而下的语势。（P195）
付：实际上，在莫言小说杂语喧哗的背后，真正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语言腔调和语言浓度。而最直接表现就是语言的抒情性特征的空前强化，最典型的句式是排比句式。这种句式从表达效果上而言能够增加语言的气势，营造一种演说式的氛围……（p20)
在探讨莫言文体时，这两位同校同门的姐妹，不由自主地达成了“共识”：
管：“我奶奶”莎士比亚般华美的独白，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乡野村妇之口，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图干预，使得“我奶奶”的独白在浓郁的抒情性中充溢着知识分子的思辨性，但这点瑕疵反而成为莫言小说语言的特色。（P192）
付：《红高粱》里“我奶奶”临终前那段莎士比亚式的著名独白就是典型一例。这样具有“五四”腔调的表达显然不可能来自高密东北乡的女人“我奶奶”，而是叙述者将“我奶奶”对老天的诅咒与对个人生活的反省和辩护交织一起。（26页）
这是管笑笑对付艳霞语言风格的直接承接。
随后，管笑笑又将付文中的“杂语体”替换为“混合式文体”，构成了管论文《第二章：文备众体——莫言小说的“混合”式文体》的核心内容。
管文：莫言的长篇小说展现了叙事性、抒情性和戏剧性的并存和融合。（P79）
付文：莫言小说的支配性特征是“诗、民间传说、戏剧、散文”等几种文类之间的“互文”，具体而言就是诗、民间传说、戏剧、散文对于莫言小说的渗透，也可以说是莫言小说对于诗、民间传说的借鉴和融会。（P136）
此外，管笑笑论文中涉及的“叙事的时空体”、“寓言化风格”等议题，在付艳霞的著作中均有对应的章节阐述。
鉴于前述原因，付艳霞的论文本质上未能贴合实际地解读莫言的文体风格，因此，管笑笑无法在所有章节中都机械沿袭付文的论述。但我们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规律：对于付艳霞未曾提及的内容，管笑笑同样保持沉默，并未挖掘出更多关于莫言创作的独家内幕。
例如，在分析莫言风格的外国文学渊源时，付艳霞沿用了评论界那种众口一词却荒腔走板的说法，认定莫言效仿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管笑笑在此点上，与毫无内部渠道的付艳霞保持了毫厘不差的口径，这一点着实令人费解。
管笑笑与莫言本应十分熟稔。回想她年幼时，或许常见父亲翻阅书籍，难道父亲的书桌上不曾摆着一本《静静的顿河》？
莫言的大哥曾目睹此景，并将其写入《莫言年谱》。这也正是这位大哥能够独自支撑起35万元《莫言家世考证》重大项目的原因所在。
付艳霞与管笑笑都心知肚明，传闻中莫言对马尔克斯的模仿，缺乏实质证据。除了《百年孤独》开篇那句著名的“多年以后”，被强行指派为莫言创作《红高粱》时的借鉴对象外，莫言本人对此予以否认。因此，在论证莫言学习马尔克斯风格时，两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将其表述为创作风格的“启发与提醒”。这无疑是一种含糊其辞的判断，是在证据缺失后的捕风捉影与胡乱推测。
反观现实，莫言对《静静的顿河》却有大量的词汇、句式及意象的直接沿用与套用。
让我们审视一段常被引用的莫言妙笔，出自小说《枯河》的开篇风景描写：
——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
这时太阳刚刚落下来，地平线下还残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
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村子里朦胧着一种神秘的气氛，狗不叫，猫不叫， 鹅鸭全是哑巴。——
再对比《静静的顿河》中的相关描写，摘自小说第三部1104页：
——每天黄昏时候，黑夜就把一輪巨大的火紅色的月亮从光秃秃的树林子的尽头捧了上来。月亮象战争和火灾的血紅光亮一样，烟雾朦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被月亮的冷酷的和不肯熄灭的光亮一照，使人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惊慌感觉，牲口也感到煩悶。馬和牛都失眠了，黎明以前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狗群疯狂地吠叫，半夜以前許多公雞就用各种腔調啼叫很久。黎明时候，严寒使潮湿的树枝子都冻了一層薄冰。風吹动冻冰的树枝，就象許多鋼铁的馬鐙一样叮当乱响。——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红月亮”、“烟雾”以及“动物的异常行为”共同渲染出一种诡异的氛围。而在莫言的那段描写中，几乎完全对应了肖氏笔下的元素，修饰词也大同小异。倘若声称莫言未从肖氏处汲取营养，简直违背常理。这种相似性，有着更多的文本数据作为支撑。
因此，分析莫言文体的学术论文，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莫言的文体特点究竟为何？其风格形成的驱动力源自何处？他语言中的某些质感、色彩、构思及主题，究竟从何而来？这本应是论文阐述的核心。
然而，管笑笑与付艳霞的论文对此均避而不谈，转而继续对那些被写滥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尤其是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付艳霞在论文中对“狂欢”理论尚存疑虑，认为莫言小说中并无“狂欢”气息，故仅接受了巴赫金的“杂语”概念，而未采用“狂欢”。管笑笑则不同，她的导师张清华是巴赫金“狂欢”理论应用于莫言研究的坚定信奉者。出于对导师教诲的尊崇，管笑笑也不得不硬凑出一章名为“杂语与狂欢”的内容，搜肠刮肚，只为完成字数要求，交差了事。
严格意义上讲，莫言小说与“狂欢”理论根本八竿子打不着。试想，莫言将自己的童年写得那般苦涩，他怎会有“狂欢”情结？
由此可见，社科领域的“食洋不化”现象，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无数舶来的西方理论被套用于中国文学现象之上，催生了大量明知不可信、却为了迎合学术权威这只“大灰狼”，不得不伪装成乖巧“小白兔”以求蒙混过关、顺利毕业的长篇空话。若非浅浅、笑笑二人的抄袭风波蔓延开来，没人会去关注这些近乎文字糟粕的学术沉淀。
如果笑笑、浅浅能利用自身的亲身经历，揭开社科类研讨成果背后的虚妄与荒唐，那倒也算是一项意外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