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广州陶陶居喝早茶，点的是凤凰单丛，配着虾饺和萝卜糕。广州早茶的精髓，便在那“一盅两件”里。身为内蒙古人，我虽难悟透岭南茶点的微妙，却对这地方情有独钟。这家百年老店的窗棂嵌着极具岭南韵味的彩色玻璃，红木桌椅整齐划一。清晨时分，店里已有小乐队在演奏广东音乐，行内人称“三架头”。茶客们正吃着虾饺，乐师身着中式服装，带着古人般的淡泊气质弹奏《雨打芭蕉》。那氛围太静好，好到让人不忍下口，甚至生出个念头：把这三位乐师换下来，让他们尝尝虾饺多好。
我对音乐向来痴迷。特殊岁月里无书可读，公家印发的那本《战地新歌》，被我翻得卷了边，里面的乐谱、调性、节奏型，以及词曲作者的姓名，我都熟稔于心。那天在陶陶居，我便显露了一手。每听乐师奏完一曲，我便如报幕员般告知同桌：“《平湖秋月》，吕文成作曲。”换一首，我说：“《鸟投林》，易剑泉作曲。”接着又是“《流水行云》，邵铁鸿作曲”等。同桌者皆惊愕不已。
“汪明荃！”有人低呼。我抬头望去，一位四五十岁的女性，戴着墨镜，头上裹着茶绿色的绸巾，快步从我们桌旁经过。我目光追随她进入一间雕花门的包房，屋内随即爆发出欢呼声。门并未关严，粤语交谈声与笑声一阵高过一阵。片刻后，门关上了，声音也随之消失。
我有些恍惚。汪明荃全副武装，显然不想引人注目。听到这个名字，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饰演的庄梦蝶。她从我身边掠过时带起一阵微风，风中似乎夹杂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气息。追星或许可笑，但我亲眼见到了汪明荃，怎能不心动？
当天清晨，我从江湾大桥跑到广州大桥，往返一个半来回，共计15公里。体力消耗巨大，回到陶陶居后，我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虾饺笼在桌上堆叠起来，高度约一尺半。同食的剧作家沙叶新说道：“你能吃到可耻的程度。”
沙叶新这话实在。试想，在这摆着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里，伴着广东音乐和摇曳烛影，连吃六笼虾饺，确实有些过分。若按每只虾饺含两只虾计算，那天早上我吃掉了48只虾，属实有些离谱。这般食量，又怎能与汪明荃及彩色玻璃的雅致相匹配？我想不出比“可耻”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天的饭量。
我想起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与汪明荃搭戏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们或许也在隔壁包房。我起身踱步，路过那间包房。屋内传来笑声，分辨不出哪一声属于汪明荃。笑声中夹杂着麻将洗牌的哗啦声，其中自然也有汪明荃用手拨弄牌面的声响。过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汪明荃绝不会走下楼来与所有吃早茶的人一一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继续品茶。
在陶陶居这样充满历史感的茶楼里，常有普通人进来吃早茶，从他们的穿戴和气质便能辨认。在北方，普通人吃早点通常不会选择如此排场的饭馆。而在广州的茶楼，没有地位的分野，不分阶层、不论贫富，这正是广州早茶的灵魂所在。
那天早上，我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着凤凰单丛，听着广东音乐，比饮酒更觉陶醉。现场演奏不同于唱片，它并非毫无瑕疵。乐声中混杂着茶客的交谈，但这并不影响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委婉。领奏的高胡足以压过一切杂音。高胡是粤曲大师吕文成的独创，音域比二胡高四度，以金属弦代替蚕丝软弦，一改二胡的幽怨萧散，其格调像广东的红棉树一样热烈。高胡是广东音乐的灵魂——这篇短文里我已经用了三次“灵魂”，不能再用了。在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乐队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没有的乐器，名叫“秦琴”。它呈六角形，共鸣箱两面均为桐木，音色柔和。
谈及广东音乐之美，乐器只是其一，更妙的是曲目。我爱听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爱听中国民间音乐，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是我反复聆听的佳作。若将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写下——《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看起来都湿漉漉的，仿佛将人带入岭南的植物园。
北方的朋友若来到广州，建议去陶陶居体验一番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保留着红木桌椅和广东音乐的现场演奏。汪明荃估计早已离去，但广州早茶的精髓依旧在那里，陶陶居值得一去。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6年7月24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