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不仅是当代欧洲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在国内学界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目前，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部著作已译介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专栏译文源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开设的同名专栏“Una voce”，经其授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予以刊发。本文辑录了他在2026年6月至7月间撰写的九篇短文。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
国家与不法 II
沿用本专栏既往的分析路径，参照保罗致帖撒罗尼迦人第二书信中的教义，我们可以断言：当下，“那拦阻的”(il catechon)——这一延缓末日降临的力量，早期天主教教父将其对应于制度(istituzioni)，即罗马帝国与教会本身——正深陷危机。因此，我们目睹了“那不法的”(il anomos)的登场：这是一种摒弃法律、带来崩坏，并自诩为神明的力量（故教父视其为“那敌基督的”）。
此种景象在美国尤为刺目。那里的制度已然停摆，权力悉数落入一个言行肆意妄为（对以色列亦然）、且自我神化者手中。反思这种将西方整体裹挟其中的时代境遇，显得尤为必要。既然制度（及其历史形态）已彻底丧失信誉，试图依托制度来构建阻止末世的力量，不过是徒劳。更关键的是，“那不法的”或“无法者”并非来自外部的本源(un principio esterno)，而是制度自身解体时显露出的面目。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并非外来入侵者；他们就是国家本体，正是那股本该阻滞并推迟末日的力量。如今，他们反倒成了加速末日进程、将其推向极致荒败局面的推手。
2026年7月27日
译注：
此条延续了阿甘本此前关于“那敌基督的”之思考。
国家与不法：关于“那敌基督的”的思考
在新约圣经中，“敌基督”(anticristo, antichristos)一词仅见于《约翰一书》与《约翰二书》。毫无疑问，该术语处于末世语境之中（paidia, eschate hora estin，通俗译本作filioli, novissima hora est，“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且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你们所听过的，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1]。”同样重要的是，使徒将末时界定为他所处的“当下”(adesso, nyn)：“那敌基督的来了”(erchetai，直陈式现在时)。紧接着，他明确暗示，若需表述，可以说那敌基督的“现在就在此世(nyn en to kosmoi estin)”。倘若如佩特森及此前的巴特不断强调的那样，人类历史的终局与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巴特曾言，“不完全且毫无保留地属于末世论的基督教，便毫无保留地与基督无关”），那么，切勿忽略“那敌基督的”这一末世背景。对约翰而言，“那敌基督的”即在末时“否认耶稣是基督（亦即弥赛亚）”者；因此，“好些人”——他们如同“那敌基督的”，“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便是敌基督者。此处隐含之意在于，那敌基督者源于教会(ekklesia)，却非教会真正的一员。正因如此，那敌基督者多次被定义为“说谎话的(ingannatore)”（planos，字面意为“引人迷途”，通俗译本作引诱人的[seductor]）。
然而，数个世纪以来，教父与神学家对“那敌基督的”注释重心，并不在约翰书信，而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信，即《帖撒罗尼迦后书》。尽管该信未直接使用此术语，希波吕托斯、爱任纽、特土良乃至后来的奥古斯丁，均将保罗笔下的那位谜样形象——“不法的人”(l'uomo dell'anomia, ho Anthropos tes anomias)与“沉沦之子”(Figlio della perdizione, ho uios tes apoleias)——等同于“那敌基督的”。事实上，保罗也称此人——并将其定义为“不法的”(anomos)——“自高自大，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敌基督者代表一股尘世力量（一则伪经传说将其等同于复活的尼禄），企图在末世模仿并伪装成基督的国度。
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这“不法的人”与另一神秘形象“那拦阻的”（il catrechon，亦以阳性形式出现：“拦阻……的他”）紧密相连。被拦阻的对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此，如同约翰书信，保罗书信的语境同样是末世（此前，使徒提及“神的公义判断……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至奥古斯丁时代，这股阻滞基督最终降临的力量，已被等同于罗马帝国（据奥古斯丁解释，保罗未点名，是为避免被指控侮辱当时被视为永恒帝国的希望）或教会本身（约翰书信提及敌基督者“从我们中间出去”，似乎也在暗示这点）。无论这股阻滞力指向罗马帝国还是教会，它都是一种基于法律或稳固宪政的制度性力量（特土良所言“罗马的状况”[status romanus]——在其时代指“罗马帝国的稳定局势”——预示了我们现代的国族[nazione di “stato”]概念）。
厘清阻滞力量与“不法的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有时被解读为两股力量的对抗，“那不法的”或“那敌基督的”旨在“移除”阻滞力量。“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ek mesou genetai)这一表述绝非意味着不法之人才是行动主体；正如通俗本翻译(donec de media fiat)所暗示，是阻滞力量（无论是帝国还是教会）自行退让。据此，下文便清晰可见：“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那拦阻的”制度力量与不法之人之间的关系，实则是两种尘世权力的交接：前者退场，由后者取代，或转化为后者。这正是保罗所言，“那不法的‘奥秘’已在运行”[2]并将最终显现。仿佛“奥秘”一词所暗示的，“那不法的”终将完全揭露天际之前那股力量的“真相”。
若果真如此，保罗书信便包含一条不容忽视的学说，关乎一切制度力量的命运。依此学说，最终，稳固建立的制度力量必将让位于一种不法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拥有宪政基础的主权者将被任意行使统治权的“无法者”主权者接替。因此，保罗书信传递出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讯息：我们当前经历的，正是这样的“不法奥秘”。建立在法律及所谓民主宪政基础上的国家权力，正通过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该过程早已启动，如今仅至最后的危机阶段）向不法状态转化。在此不法状态中，法律被行政权力的法令与措施取代，紧急状态成为统治常态。但需谨记，保罗书信亦指出，一旦“不法的”力量显露，“主耶稣便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意味着，在我们所处的看似无解的情境下，留给我们的思考方向是构想一种人类共同体形式：它既摆脱了“那阻滞的力量”及其表面的制度稳定性，又未陷入那种紧迫的不法状态。而权力，注定会演变为那样的不法。
2020年10月19日
译注：
[1] 和合本译作“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圣经引文译文以和合本为底本根据意大利语文本有所修正。
[2] 和合本译作“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赞美米凯莱·马利[1]
自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以降，哲学家不信任同代人，尤其是同胞，已成传统。或许正因如此，我倾向于回避阅读今日同胞之作。此举或许不妥，或许亦有其理。当一本书打破我的偏见时——例如近期阅读米凯莱·马利的《斯费罗波利的宏伟废墟》(Le maestose rovine di Sferopoli)时——这份喜悦与惊奇便更为强烈。马利的思维具备神奇的想象力，这与曼加内利[2]的情况相似，这种想象力结合了非凡的智慧与文化素养。只要这位作者持续创作，意大利文学便能在废墟中存续，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他的拒绝实属误判。
2026年7月21日
译注：
[1] 米凯莱·马利(Michele Mari, 1955- )，意大利作家、翻译家和诗人。
[2] 吉奥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 Anton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记者和文学批评家，是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作家之一。
第一朋友和第一敌人
正如一位善于反思的科学家友人来信所述，生物史上的根本事件，是能够感知痛苦(dolore)的微生物的出现。显然，这一命题需加以限定，需在“痛苦”前加上“快乐(piacere)”——作为前提或补充。若我们将生物的这一根本能力，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对“存在”的感觉(sensazione di esistere)的感知相联系（“感到自己活着本身是愉快的，因为生命是一种‘好’，感到这样一种‘好’属于我们是愉快的”），便可说，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原始形式，指的正是“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即感到自己“活着”。事实上，与“活着”带来的愉快感相对的，恰是相反的感觉，即出于某种原因——或表面看来毫无理由——感到活着是一种痛苦。
上述引用的亚里士多德段落出自《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与第九卷关于友谊的专论。在定义活着的感觉为愉快之后，亚里士多德补充道，朋友的存在同样使我们感到愉快，而友谊正是这种对另一个人(un altro uomo)存在的共同感受(synasthanesthai, con-sentir)或赞同(consenter al)[1]，此人因此成为“另一个我自己”(altro me stesso, heteros autos)。换言之，不仅存在一种“存在”的感觉，且这种感觉总是已被共同分担(condivisa)；它总是已经是对他人存在的共感或赞同；而友谊，正是这种“对自身存在的感觉”所包含的“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的具体实例。
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存在感的另一极来展开这一论点。在此情形下，存在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快乐，而是痛苦。此时，与对朋友存在的共感或赞同相对应的，是对敌人存在的共感或赞同。若按施米特的说法，敌友之分定义了政治，那么政治的基础便是快乐与痛苦，它们定义了人的存在感，以及内在于此对他人的共感。友谊与敌意，爱与恨，对友人(philos)的爱(philein)，对敌人(echthros)的恨(echthairo)，并非指向某种激情学说；相反，它们是两个根本的本体论-政治范畴。若我们感到愉快的存在感，则处于友谊与和平之中；若我们感到可憎的存在感，则坠入战争与敌意。再次强调，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基底，在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共同感受或赞同自身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将自身置于世界的方式。第一朋友与第一敌人皆是我们自己。
2026年7月17日
译注：
[1] consentir作为及物动词有分享某种感觉的意思（体现为词源con-共同、一起+sentir感觉，和下面的condividere，即con-共同、一起+dividere分了、分享、分担），作为不及物动词，则赞同、同意、认可的意思。
“真”与意见
“真”与意见之间的古老问题——在西方形哲学起源处，巴门尼德的诗歌已对此进行论述——在今日获得了新的现实性。确实，显而易见，古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两种认知形式之间的明确区分，在今天已被彻底抹除。只剩下声称“是真的”(essere vere)的意见。于是，铭记这一点愈发迫切：“真”与意见处于不同层面。“真”——希腊人称其为aletheia，意指“无蔽”、“开放”——关乎“是”(l’essere)，即体验某事物“是、在”，“这里是的、有的、在此的”是某物而非虚无。意见（希腊人称doxa，我们今天仍沿用此词）则关乎“是着”(gli enti)，即认知事物是如此而非那般。巴门尼德告知我们，前者是不动的（atremes，不动摇、无-畏[in-trepida]）、循环的、超脱时间的；后者则可能正确或错误，因而可变、不确定。
但关键在于理解人类这两种认知形式的关系。前者并不以任何方式担保意见的正确性，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意见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追问意见是对是错。反之，那些只听从意见的人注定倾向于认为意见是正确的。“真”同时开启了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可能性，而意见只能肯定自身的“真”。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表面矛盾：意见必定不惜一切代价排除的错误可能性，反倒定义了“真”。
一个不再察觉“真”与意见差异的文化，生产出人工智能这类产物便不足为奇。人工智能是一种doxa，它肯定自身的“真”却无法体验这个“真”。这种封闭了错误可能性[1]的doxa会将相信使用它的人引向何方，是一个应不断追问的问题。
2026年7月13日
译注：
[1] 或“对错误的可能性封闭”，即“把自己封闭在错误的可能性之外”或“不对错误的可能性开放”。
一条出路
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的终结。这种意识常引出对“新开端”的要求或期盼。所谓“新开端”，意指在漫长传统崩塌后，迟早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传统。与此天真期待相反，必须记住，我们需要的不是“新开端”，而是一条出路。即便假定“新开端”可能实现，一切也将照旧重来——也许观念与计划有所不同，但仍受困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从前同质的历史时代与传统。在西方的历史崩塌之后，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想要的，毋宁是终结“时代”，彻底走出“时代”而非简单重启。去向何处？无法言说，且这是好事，我们的沉默，比关于一个未必可能的未来特征的空谈更为珍贵。通过重复“新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等表述，此类空谈暴露出与过去的合谋。正如卡夫卡《给某学院的报告》(Ein Bericht für una Academia)中的那头猿猴——它已转变为某种截然不同（于猿猴）的东西——所言：“我不想要自由，只想要一条出路。”
2026年7月6日
义人何在？
谁是义人？正义何意？正义所指绝非主体的某种品质，某个男人或女人的某种属性。如本雅明所言，正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是”而非意愿或意向的一个维度(una dimensione dell’essere, non della volontà o dell’intenzione)。斯宾诺莎认为，当你不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审视事物，而是在神之中看事物时，事物便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某种人绝不可能“拥有”，而只能沉思(contemplare)的东西。不过，在“在神之中”看事物——看到花“是花”，笑“是笑”，无辜者“是无辜的”——时，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法逃避的要求(esigenza)，一种不召唤什么也不要求什么，超越一切意愿或意向，在你身上起作用的要求——就这样，无需再做其他事。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少女的话。她是纳粹占领区抵抗组织成员。被捕受刑，她缄默不语。解放之际，同志们欲将她奉为英雄欢迎。他们告诉她，她挺过酷刑是因为政治信念坚定，是对事业的忠诚及类似废话。她却只是摇头说：“不，我挺过来了，只是因为我想，那只是一时的兴致。”她是正义的；她感受到一种全面超越她的要求，却从未认为自己正义，从未相信正义属于她。若她只是相信“正义的事业”而未看到正义本身，她便会在酷刑下屈服，开口招供。
因此，依犹太传统，义人——zaddiqim——隐藏于世，且首先对自己隐藏。故而，想要奖励义人（仿佛这是惩罚罪人相对的另一面，即正义）才会显得矛盾。就像惩罚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法律那样，奖励与认可也不属于正义。被认可与奖励的义人，即不再隐藏的zaddiqim，便不再是义人。
不应混淆法律的奥秘，即罪与罚的奥秘，与正义的奥秘。因此，虽然罪人受罚是好的，但义人不一定应得奖励。传说如是：义人行走世间而不被承认，直至时间尽头。唯有如此，他们才拯救了世界。
2026年7月3日
人与游客
在意大利语中，“游客(turista)”一词最早见于1837年（“旅游[turismo]一词则要迟至1907年才出现”）。其词源清晰：“游(tour)”（“壮游”[il grand tour]，主要前往意大利）始于18世纪，是欧洲贵族与知识分子为了解艺术史、生活方式与文化而进行的成长游历。如同常情，起初为精英独占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变成了大众现象。
重要的是，这种游历的前身，无疑是信徒为朝拜圣地而进行的朝圣：游客与朝圣者一样，都是peregrini，即根据该拉丁词义，都是大地上的外来者(stranieri sulla terra)。旅游标志着人与其居住土地关系的划时代转变：人在其所处之地——首先是生活城市——成为了extranei，即外人(extra)。我仍清晰记得，多年前在威尼斯生活时，我曾惊愕地意识到，威尼斯人与游客已无法区分。
变化的不仅是市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本身也变了：人变成了游客，变成了外来者，同样，他们居住（或更确切地说，曾经居住）的土地也变成了外异的(extranea e peregrina)。如果你像我最近偶然读到那样，读过约瑟夫·罗特[1]对1925年秋天马赛及其密集惊险小巷的非凡描述——所有历史时代生猛地挤在那区区几公里范围内，在那里，无人是外来者——那么你定会做出这样痛苦而不留情的评论：今天，城市已不复存在。而旅游之所以能摧毁城市，是因为城市早已不再鲜活。过度旅游(overtourism)并非来自外部；它始于我们内部，始于我们无法再居住的熟悉邻里与城区内部。“居住(abitare)”是动词“有(avere, habeo)”的强化形式，指一种特定的“停留”、“生活”、“有倾向和习惯”的方式。如果说，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指习惯性停留的话，那么，居住便是伦理的原始形式。在已变成游客、已丧失居住能力、处处皆是朝圣者与外来者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从头想象一种可能的伦理，从根本上重新发明居住的能力。这项任务肯定不易，但也唯有它能提供一条出路，使我们走出旅游状态，使我们的土地与城市再次变得可居住。
2026年7月1日
译注：
[1]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 1894-1939)，奥地利作家。
疯狂之治
该如何解释——或至少尝试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呢？该如何为一个似乎完全无法解释的事实提供理由——在过去十年里，那个直到最近还支配世界的国家，一直被、且仍在被一位医学上疯癫的总统统治？也许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