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酷暑，闲来无事，手边正好有本整理过的《王秉恩日记》。翻看着纸质书，脑海里却浮现出此前在网上一点点扒拉电子全文数据的煎熬画面。之所以会去读这部日记，纯属偶然。之前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发布的古籍全文数据库里，我瞥见了一部晚清浙江人的日记稿本。这部《日记》稿本足足五百多页，篇幅不小，但内容写得相当简略，活脱脱一个晚清“打工人”的流水账。作者显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或文化大家，否则后人也不会草率地给它定个《某人日记》的名字，直白得有些没文化，甚至透着股尴尬劲儿。
这《某人日记》共三册，字迹潦草地写在朱丝栏稿纸上。时间跨度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元旦开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除夕结束，前后整整七年。几乎日日都有记录，多的三四行，少的就几个字，偶尔也有忙忘了没记上的。大部分时候用黑笔，也有例外。比如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初六日入广东秋闱时，改用了朱笔，直到九月初十日才停。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这几页空着，原稿留了五行空白，一百多年过去，始终没人补写。第一册首页朱丝阑外，盖着一枚“朱鼎煦印”白文鸟虫篆小方印，看来是宁波藏书家朱赞卿（1881—1967）别宥斋的旧藏。别宥斋的藏书，早在1979年就被朱氏后人捐给了天一阁。稿本里偶尔还能看到极小的浮签，白纸红纸都有，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批注，大概率出自朱老先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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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日记》稿本 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
要找出《某人日记》的作者，得先摸清他的姓名、字号、籍贯和生日。从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二日的记载“张祥熊自绍来，寄来建儿禀，并鞋，又陈少堂赠扇”来看，“某人”老家应该是浙江绍兴。当时晚清碑学名家、绍兴人陶濬宣正在广东活动，但这本日记的字迹完全不像陶氏。而且日记开头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提到“城南贺年（书局），与心云谈片刻”，这里的“心云”正是陶濬宣（1846—1912）的字号。陶氏虽有日记手稿传世，但主要集中在同治到光绪初年，光绪二十年之后的内容并没有留存，可见作者另有其人。而《王秉恩日记》在光绪二十年这段保存得相当完整。不出意外的话，当时同在广州做官的王秉恩与《某人日记》的作者肯定有不少交集。
果然，把两部日记对读，发现他们有着大量的“时空伴随”。比如《王秉恩日记》二月二十二日记“光孝寺吊刘嘉树太守”，《某人日记》同一天也记“光孝寺吊刘嘉树外艰”。一方面，《某人日记》补充了疏漏：他们去光孝寺是因为刘名誉的父亲去世，而不是刘名誉本人。另一方面，两人很可能在寺里碰面了，只是谁也没在日记里提对方。类似的场景还有不少。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某人日记》写“督署衙参，又上福字禀贺”，这与《王秉恩日记》里的“督宪堂期，见”指的显然是同一件事。三月初一，广州发生日食，王秉恩记“巳日食，时正阴雨，室中须明灯，雨雹”，《某人日记》则说当天“日食，正食时大雨”。两天后的三月初四，因“将军弟继仲山部郎诵经光孝寺”，王秉恩“往行礼”，《某人日记》同一天也“至光孝寺吊将军丧弟”。三月十五日，王秉恩记“姚世兄之母染时疫遽卒，吊之”，次日“往姚寓送敛”，《某人日记》十五日同样记“姚麟如母故，往看”，次日“姚麟如处行礼”。四月二十一日，王秉恩去“藩署贺太太生”，《某人日记》亦记“藩署祝寿”。五月十五日，李芷香母亲七十寿辰，王秉恩“往贺”，《某人日记》有“拜李子香太夫人寿”之说。六月十三日，王秉恩“吊陈东之太夫人”，《某人日记》只说“吊陈东之”，实则是陈东之母去世，并非陈东本人。至于六月二十二日两人分别有“吊李芷香”“吊李子香”的说法，起初不知是李芷香本人还是其母去世。直到七月十一日《某人日记》明确写道“湖南义庄送李芷香母夫人殡”，才确定之前吊唁的是李母。
王秉恩和“某人”都与晚清著名学者朱一新（1846-1894，号蓉生）往来密切。朱一是浙江义乌人，著有《无邪堂答问》，时任广雅书院山长。据两家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王秉恩曾“赴广雅书院，与蓉生先生谈”，五天后的正月初十日，“某人”也“赴广雅书局，与蓉生院长谈半时”。二月十五日下午，王秉恩又应朱氏之邀前往广雅书院。二月廿九日，“某人”又“至广雅书院，晤蓉生侍御”。直至同年七月初二，王秉恩在王子展处听说朱一新病重，“为之不快”，酒席刚散，便传来“蓉生已于酉时殁于院”的消息，害得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去广雅书院“哭蓉生”。“某人”得知消息后，在七月初三日《日记》中说“朱蓉生日昨归道山也，拟往送殓。西门过陈师庭，知明日殓，折回”，次日“又至广雅书局，送朱山长殓帖”。其实，初四日王秉恩也到了广雅书院给朱一新送殓。一个月后的八月初三日，王秉恩到书院“奠容生”，某人亦“至广雅书院朱侍御灵前行礼”。
按理说，同一天、同一地点、为同一件事，两人碰面的概率极大。梳理完这大半年的记录，王秉恩与“某人”屡次出现“时空伴随”，双方竟互不提及，实在咄咄怪事！
既然在《王秉恩日记》和《某人日记》里找不到彼此的身影，是不是说明两人虽相识却无深交？或许吧。可惜，《某人日记》里提到的徐琪（花农）、吴大澂（清帅）、张之洞（香帅）等人，这段时间都没有日记留存。蔡元培（鹤卿）虽有日记残存，但他人在京师，通过书信往来很难进行精确匹配。如何破解《某人日记》作者之谜？在逐一排除若干人选后，我们最终锁定了王秉恩之外的另一个人选——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金武祥在结束丁忧一年后重新起复，到广东任职于清鹾局。上海图书馆藏有金氏《粟香室日记》稿本，现存清同治元年至民国八年（1862—1919）近六十年的记录，完整保留了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的日记。而且在《某人日记》中，金氏的名字不止一次出现。如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某人”提到“金溎生、倪孟侯回省，皆来，未晤”。查阅《粟香室日记》同年三月十一日，金氏抵达广州，借住电报局，十三日移居城内：
午刻，搬寓城内大市街甜水巷口，计屋十一间，每月租银七两六钱。志山送菜，遂邀荣生、叔明、撷文小酌。晚警。
金武祥没说搬家后去拜访朋友的事，那《某人日记》的作者会不会是志山、荣生、叔明、撷文四人中的一位呢？一时无法确认，只能继续往后看。《某人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有“至溎生处、镜湖处谈”，结果金武祥当天的日记只提到广西候补知府、浙江乌程人严震来拜访他。这与“某人”是绍兴籍不符，因此可以肯定严震绝非《某人日记》的作者。
当看到五月十三日《某人日记》再次提到“雨，溎生移居作邻，往谈”时，我们预感答案即将揭晓。结果出乎意料，粗翻《粟香室日记》同一天的记录，既没提“某人”来谈，也没说金武祥搬家，怎不让人灰心？可心里仍不死心，继续往后翻看，竟在《粟香室日记》下个月的十三日找到了武氏搬家的记录，这才恍然大悟：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个闰年，金武祥搬家是在闰五月十三日：
移寓宝庆街德源里，与陈孝兰、张志山、汉山昆仲对门。每月房租九元，挑夫五十七名银二两五钱。午后，雨时作时止，下午大雨滂沱，入夜不止。幸行李已于未刻搬竣，陈、张均送菜。帮忙者叔明、申之。
据金氏所述，他的新居位于陈孝兰和张志山、张汉山兄弟寓所的对门，与“某人”所说移居作邻相呼应。那么，《某人日记》的作者当时在广州的住址，就在西关宝庆街德源里。至于“某人”是姓陈还是姓张呢？一开始觉得很可能是张志山，毕竟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金武祥移居时，张志山就送过菜。不过，金氏明言张志山与张汉山两兄弟同住，而《某人日记》中从未提及有个弟弟和他同住。据此，我们反而要排除表面可能性更高的张志山，转而查考陈孝兰的资料。
于是再回头翻《粟香室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廿六日记“早，孝兰来”，且没提到张志山、汉山兄弟中的任何一人，这与《某人日记》同一天记“至溎生处”合若符节。至此，《某人日记》作者的谜底终于揭晓——“某人”就是陈孝兰。
由于从广东到浙江或京师，晚清书信邮递时间并不固定，尽管《某人日记》中屡次提到给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写信，却很难从众多往来者中筛选出“某人”就是陈孝兰。不过，如今身份已确认，回头看去，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前文说过，《某人日记》作者是浙江绍兴籍，陈孝兰正是绍兴人，也是蔡元培的同乡后辈。现存的《蔡元培日记》从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初一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40年二月，中间不乏缺失。在清末这一段日记中，蔡元培称陈孝兰为“陈孝翁”。如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九日蔡氏记“得广东陈孝翁书”，过了几天，八月三日他写回信，便有了“致陈孝翁书”的记录。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一日，蔡元培还为周晴岚（鉴）的事，给广东的陈孝兰写信，足见两人长期保持联系。蔡元培与陈孝兰交往中，让蔡氏印象较深的一次发生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当时二十七岁的蔡元培刚于前一年考中进士，南下游览，到广东拜访浙江同乡陶濬宣、朱一新、徐琪等，陈孝兰留他住在广州的清鹾总局。此事蔡元培一直铭记于心，晚年作《自写年谱》对此仍念念不忘：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系事，便出自《自写年谱》。蔡元培所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文，已收入《蔡元培全集·蔡元培闱墨辑存》。从《某人日记》看，陈孝兰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一直保持与蔡元培的书信往来，如这年五月初四日曾寄“蔡鹤卿函”。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还曾周济过蔡氏，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九日记“日前又致蔡鹤卿函，送银十六两”，便是很好的证明。以上这些点滴，似可作为《蔡元培年谱长编》的细节补充。
陈孝兰大名陈陔，与晚清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的孙子陈陔（孝笙）同名。由于陈孝笙与毛公鼎的关系，山东潍县的陈陔自然比浙江绍兴的陈陔有名。前文虽已解开“某人”就是陈陔之谜，但行文依然用“陈孝兰”，以区别于山东的陈陔。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称陈孝兰为“陈解元”？众所周知，解元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对乡试第一名的专门称呼。一辈子籍籍无名、半生沉沦下潦的小吏陈孝兰，居然中过解元，乍听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历史事实不容抹煞，陈孝兰确曾在乡试中一鸣惊人，或许那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翻阅清人黄安绶编的《国朝两浙科名录》，山阴陈陔之名，赫然居于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浙江乡试榜单之首。
浙江省图书馆藏有《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一册，这个名字应该是后人所拟定。这本日记所载之事，始于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终于十一年（1885）五月。彼时陈孝兰还没参加乙酉科乡试，他还只是一名老秀才，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称他“陈孝兰解元”。反而是天一阁博物院藏的这三册《某人日记》，倒是名副其实的《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简单些省称为《旅粤日记》。不知天一阁博物院觉得这个定名如何？或许还有更恰当的名字，但继续使用《某人日记》，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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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陈孝兰解元陔旅粤日记》稿本 浙江省图书馆藏
光绪十一年（1885）秋，陈孝兰从广东赶回浙江，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竟然中了第一名解元。从《国朝两浙科名录》看，同榜第二名是晚清大儒俞曲园的孙子、俞平伯之父俞陛云（1868-1950）。绍兴同乡汪瑔（1828-1891）在《旅谭》卷四中提到，陈氏中解元后的心境：
山阴陈孝兰茂才（陔）博学工文，薄游岭南，意不自得。光绪甲申，和余《寒雨感怀》诗云：“飘忽韶光去若烟，东风无力放红棉。病躯宜守庚申夜，禊事常怀癸丑年。尘境何方安草阁，俊游久不到花田。清明应有思家感，不觉星星入鬓边。”其侘傺可以想见。明年归里，举乡试第一。以书抵余云，虽幸得一举，而与哲嗣齐年，良深迟暮之感。盖年已四十矣。孝兰骈体文以才气行之，不规规于夗黄鹂白，其合作可以上攀二稚（胡稚威、洪稚存），惜旧稿散佚，今所存无几耳。
其实，中举这一年，陈陔已经四十四岁，俞陛云年仅十八岁。次年春天，二人都进京参加了会试，结果同样让人意想不到。亚元俞陛云中了一甲第三名，而今我们去参观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未进大门就能看见，门内挂了一块“探花及第”的大匾，就是俞陛云那段荣光的证明。去年在杭州得了第一名的陈孝兰，竟然名落孙山。
中举之后的陈孝兰，按照惯例，刻了一本《乡试朱卷》分送亲友。时至今日，他的生平事迹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若非藉由这薄薄的《朱卷》以及这几册沉埋百年的《日记》手稿，我们将很难了解“某人”的家世。据《朱卷》所载，陈陔原名尔臬，字孝兰，号感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世居郡城内仓桥街。迁仓桥始祖名陈衍，陈孝兰的祖父名叫陈文鳌、父亲名叫陈维藩。他本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四月二十六日，《王秉恩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三十日提到“同人为孝兰、心嘉补祝、预祝，心嘉系端午生”，这是王氏日记中本年唯一一次出现陈孝兰的名字。预祝是为生于五月初五的庄心嘉，补祝自然指向生日已过去四天的陈孝兰。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卷十一，陈孝兰曾“师事王心柏，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他与金武祥堪称世交，金父金应澍的《澹庵自娱草》附录陈氏寿诗八首、寿序一篇，金氏本人的《粟香三笔》也请陈孝兰撰序，时在光绪十年（1884）甲申东坡生日。
陈孝兰原配徐氏，系徐元澍长女。继娶陶氏，系陶复本之女、陶念祖胞妹。陶家也在广东当官，《日记》中不时出现作者去陶家看望岳母的记录。又有“拜吕外姑”之说，可能续娶的陶氏夫人后来也去世了，陈氏再娶吕氏。因陈孝兰的长子陈璟出嗣，据《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三日丑刻，他的夫人（或许是吕氏）给陈孝兰生了一个女儿。由于不是儿子，五十三岁的陈氏不免“为之怅怅”，很可能此时他依然没有儿子。其长女幼殇，次女嫁给了江西浮梁县的严绳祖。十天之后，十一月廿三日《日记》提到“得程函，知严婿病故，不料二女亦复命苦。生我者皆苦命，我生者亦复如是”，知严绳祖卒于本年，二女儿也成了寡妇。陈孝兰的家庭，确有遗憾，并不美满。
同光之间，陈孝兰一度前往四川，担任幕僚。据杨洪升《缪荃孙年谱长编》记载，早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金武祥的表弟缪荃孙（1844-1919）就“在川督署幕府，与同事陈陔（字孝兰）订交”。此后，陈孝兰转到广东，谨慎小心，或捐纳，或保举，终于当上了小官。从《日记》看，他可能署理过清鹾局坐办、广州通判，与此同时，还要帮督抚处理文案工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廿七日，陈孝兰记“偕文案诸公见新帅，奉谕总理文案，从此多忙少暇矣”。陈氏口中的“新帅”，应该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谭氏前任李瀚章，《日记》中称为“李帅”。除了忙着到将军、督、抚、藩台、臬台、学署、粮道、运台等各署衙参、禀见，还要完成收呈、收电、启稿等公事外，每逢初一、十五、节日去圣庙、武庙、文昌宫、天后庙、火神庙等处去行香、陪祭，万寿宫随班朝贺，龙王庙求雨，东汇关祭关，并襄校广雅、越华、粤秀、端溪、羊城等书院月课卷，改诗赋、八股文，另外还有婚丧喜事的庆吊往来。《日记》对清末底层小官吏的日常记录甚为简要，可以看出五十多岁陈孝兰，真是个忙得马不停蹄的“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