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地方财政大盘总体平稳，但多位基层财政人士向第一财经坦言，收支矛盾依然突出。
截至8月6日，记者梳理发现，除广东外，其余30个省份已公布上半年财政数据。江西、辽宁、广西三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下滑，其余省份均实现增长。其中西藏（约37%）和新疆（10%）增速较快，达成两位数增长，多数省份则呈小幅增长态势。支出方面，30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支出规模缩减，另有24个省份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上半年地方财政呈现“收入好于预期、支出待发力”的特点。中央加快转移支付下达，为稳增长和惠民生政策落地提供了基础。不过，房地产企稳效果未达预期导致土地出让收入缩水，叠加刚性支出与化债压力，地方财政仍处于相对紧张的转型期。
税收微增难掩运行压力
受经济下行及楼市低迷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曾长期乏力，但今年上半年略有回暖。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宏兵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地收入普遍增长是上半年一大特点。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达6.88万亿元，同比增长2.7%，增幅较一季度提升0.6个百分点。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多出3个。
虽广东未公开具体数据，但结合全国总额及30省份数据倒推，其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7421.8亿元，同比增约2.8%。从规模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四川稳居前七，格局与去年一致。
在已公开的30省份中，仅江西（-7.2%）、辽宁（-0.6%）、广西（-0.6%）收入下滑，多数处于0~3%低速区间。西藏和新疆为何高增？罗志恒分析，西藏近年增速领跑全国，上半年近37%的增速得益于中央政策支持，包括雅下水电站建设及农牧业、医药、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红利释放，加之积极盘活资产资源。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补充，西藏基数较小（上半年约209亿元），推高了增速；而辽、桂、赣三地下滑则因去年同期基数较高。
新疆同样保持较快增长，2023至2025年年均增速达10.5%，上半年维持10%增速，居全国第二。这主要源于重点行业效益改善带动主体税收增长。例如1至5月，新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940.47亿元，同比增73.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4.7个百分点。同时，新疆盘活国有资产资源，非税收入增长也较快。
整体而言，上半年收入好于预期，主要得益于税收增长，这与经济运行稳定、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及外贸强劲有关。江苏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41亿元，增1.8%；其中税收4545亿元，增3.4%。浙江省财政厅数据显示，全省收入5551.24亿元，增0.5%；其中税收4452.33亿元，增3.5%。
“上半年属修复性增长，税收占比提升显示收入质量改善。”王振宇称。
一位东部基层财政局长透露，当地税收尚可，但以卖地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财政压力巨大。西部财政人士反映，收支虽稳，但债务重、偿债压力大。中部某局长则表示，财政依然艰难。
罗志恒指出，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2.7%，高于年初预算增速（2.4%）0.3个百分点，略超预期。当前压力主要在第二本预算，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上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5.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31.5%。若将两本预算加总，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之和同比降3.1%。
在此背景下，多地坦言挑战。福建省财政厅《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及，受土地出让回落、传统行业税收贡献减弱影响，增收基础不牢。促内需、稳就业、保民生等领域刚性支出不减，部分地区收支矛盾突出，财政处于紧平衡状态。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也称，财政收支总体紧平衡，支出刚性增长，预算平衡难度加大；受房地产影响，部分市县矛盾突出，基层“三保”压力大。
多数省份支出显疲态
从30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看，12个省份增速下滑，其余多数地方支出增速低于3%，上海最高（10.7%）。
王振宇认为，支出增速不及收入，一方面可能是库款保障水平不足，另一方面也与落实“过紧日子”、加强科学管理、压减非必要支出有关。因此，需理性看待财政收支增长，避免陷入“数字游戏”。
罗志恒表示，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21万亿元，同比仅增0.6%，距年初预算增长率（4.0%）仍有差距；预算完成进度48.0%，略慢于时序进度。下半年，随着“两重”项目及“六张网”规划落地，支出增速有望回升，对稳增长、惠民生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此前部署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改革正稳步推进。
罗志恒认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靠地方自身与中央政府两方面。短期看，地方要加大资产盘活力度，但这需要制度支持，如资产清查、产权瑕疵修复、处置尽职免责及国资考核激励等，否则易沦为单一且不可持续的“卖资产”。长期看，地方政府应推动城投转型并重塑税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而非依赖补贴和税收优惠洼地。
对中央政府而言，短期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政府可支配程度。虽然持续增加转移支付非长久之计，但在房地产调整、化债重压及新旧动能转型的关键阶段，此举非常必要。
中长期看，中央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尤其要避免其成为无限责任政府。同时推进税制改革，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税制，应对分配极化和供强需弱问题，稳定宏观税负。具体措施包括扩围消费税至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提高环保税和资源税税率、研究遗产税赠与税等。此外，推动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改暗补为明补，避免大规模低效财政补贴加剧财政压力。
王振宇指出，单靠地方自身努力空间有限，更需中央层面介入。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中长期任务，短期应急政策只能暂时缓解。做大经济财政蛋糕、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改进转移支付制度、注重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才是长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