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科而言，此生最在意的标签并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尤其是1949年春，这一身份让他彻底放下政治执念，全心只为守护父亲陵寝。
彼时中国大局已定。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落幕，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22年的统治濒临崩塌。身为长子的孙科，此时已不再身居南京行政院院长之位——他于1948年12月就职，至1949年3月因党内权力倾轧辞职，由何应钦接替。孙科一生追随父亲投身革命，曾三任广州市长，主持修订《五五宪草》，抗战期间促成中苏合作以争取援助，但面对国民党溃败之势，他深感无力回天，心中唯一牵挂的，便是中山陵。
中山陵乃孙科亲自参与筹建。1925年父亲逝世后，他以家属代表身份加入葬事筹备处，随宋庆龄实地勘察选址，见证紫金山上陵墓从奠基到落成。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他亲手护送父亲灵柩自北京碧云寺抵达南京，目睹灵柩入土那一刻，他在心底立下誓言：誓死守护这座承载父亲革命理想的陵墓。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南京，26名拱卫大队队员浴血抵抗，终保陵墓主体无恙，这份守护之重，孙科比谁都清楚。
1949年3月卸任后，孙科留驻广州协调军政，却对南京局势忧心忡忡。当时传闻蒋介石欲迁移父亲遗体赴台，他多方打听才知，该计划仅止于方案阶段——孙中山遗体经防腐处理，迁移需专业设备，且爆破墓门恐损遗体，加之战局恶化，根本无从实施。但他仍担忧战火波及，更怕混乱中有人破坏陵墓，遂向拱卫大队代处长范良下达书面指示：“坚守岗位、保护陵寝，勿随乱军撤退。”他安抚范良，“毛泽东、周恩来对总理先生很尊敬，你们留在陵里，不会有危险”，并特意交代，待局势稳定后配合接管队伍，只要守住陵墓，其余皆不重要。
中共方面对此早有考量。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明确指示前线部队：“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给予照顾。”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更是亲笔签署“保护中山陵”手令，派人提前送达相关部队，严令官兵遵守纪律，秋毫无犯。中共之所以如此重视，不仅因孙中山是伟大革命先行者，更因其反帝反封建主张与中共早期革命目标相通，保护中山陵亦是对民族历史遗产的珍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日凌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第一〇四师第三一二团即抵达中山陵。这支由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队伍，态度谦和，未贸然行动，而是主动联系守陵的拱卫大队。拱卫大队成立于1929年，编制约120人，主要负责陵寝守卫及礼仪服务，非战斗部队。面对解放军，队员依孙科此前指示，未作抵抗，将武器弹药造册上交。
令人意外的是，解放军并未解散该队，而是达成协议：解放军进驻中山陵及周边明孝陵、灵谷寺，拱卫大队全员接受改编，编入南京市军管会警卫部队，继续承担陵寝日常管护。那段时间，中山陵出现罕见景象：每个哨位站立两人，一为身穿解放军军装战士，一为原拱卫队员，两人相向而立，共同巡逻护陵。这种“双岗守卫”画面，既是对孙中山先生的致敬，也是中共保护历史古迹承诺的兑现。解放军还特别宣布，中山陵内蒋介石、孙科等人公馆一律不进驻，由原看管人员负责，等待新政府接收，这让守陵人彻底安心。
此时的孙科在广州待到4月底，5月移居香港。他未随蒋介石去台湾，此后辗转欧洲、美国，一度靠儿女接济、省吃俭用度日。他或许不知，当初对拱卫大队的叮嘱，与中共保护中山陵的决策不谋而合，父亲陵寝不仅完好无损，更获细致照料。1949年5月，南京市军管会发布布告，明确“无论军民人等，前来游览，不得损伤一草一木，违者严惩不怠”，随后成立专门管理机构，修缮陵墓，打击盗伐林木行为。
后世有人称孙科护陵指示是国民党溃败前少有的清醒，唯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这不过是一个儿子的本分。他一生政治生涯充满争议，曾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晚年赴台担任“考试院”院长，但在守护父亲陵墓一事上，他始终坚定。中共对中山陵的保护超越党派之争，从毛泽东指示到陈毅手令，再到解放军实际行动，均彰显了对革命先行者的尊重及对民族历史的担当。
1973年，孙科在台北病逝，未能再回南京探望父亲陵墓。但他可放心，中山陵历经风雨，始终完好。如今的中山陵，早已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纽带，无论是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吴伯雄，还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会至此拜谒，缅怀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
有人谓孙科护陵出于私心，也有人言中共保护中山陵系政治考量。但无论如何，中山陵得以完整保存，既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告慰，更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时代洪流面前，个人权位终将烟消云散，唯有承载民族共同记忆的遗产，方能永远流传。